人大会期间，市里不放心，又召集与会的党员代表开了会，为“山林同志”拉选票。声称：党员代表必须跟省委市委保持一致，省委确定的候选人，必须支持！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确保省委确定的候选人当选！
这次会上，还安排了李山林到各个代表团做自我介绍、自我宣讲的节目。
在长安区代表团，李山林侃侃而谈：“尊敬的各位代表，我这个人的缺点就是不太会讲话，说话太直。我自己觉得，本人的觉悟还行，也不怕吃苦。假如大家伙儿信任我，让我当选，我一定不遗余力地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多办好事！”
长安区的工农代表多，他那句“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话确实给代表们留下了好感。心眼实在的工农代表们果然给这位“党的好干部”投了不少票。
……
老伴冷眼看着这一切，不置可否。
然而她心里明白，作为郭光允的老伴，她的身份是敏感的，她在人代会上出现，是让有些人感到不自在的。
在她的住宿地隔壁房间，有人在密切地注意着她，防止她“轻举妄动”。
她心中暗暗冷笑，想起一句俗语：偷汉的女子防别人。
让她感到更好笑的是：还在候选人酝酿的阶段，“李市长”长、“李市长”短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了。而“李市长”本人呢，也对某些代表的这种称呼感到十分受用，谁这么叫他，他也乐呵呵地答应，笑得嘴都合不拢。
联想到元曲《高祖还乡》中有一句辛辣的讽刺：“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李山林此时的丑态毕现，得志猖狂，着实比戏里的人物更好笑。换了个名字叫“李市长”，踌躇满志，提前把“市长”两个字挂在他那张紫黑色的脸上。我老伴甚至有点替他捏把汗了：这还没开选呢，你李山林就沉不住气了？别人“市长”“市长”的叫你，你也不好好想想：这是在抬你呢，还是帮你的倒忙？我的“李市长”呦，你真是不觉脸红呵！
那几天，“李市长”可忙乎了。忙什么呢？忙提前庆功呢。你看他两天换一次西装，走起路来风度翩翩，上下楼梯蹬蹬蹬，他老人家上楼梯时，不是像常人那样一步一个台阶，而是三步并做一步，蹭蹭蹭！宾馆的服务员都看傻了眼：嗨！这“李市长”果然是年富力强啊，走路都刮着风，他要多走这么几回我们都不用扫地了！
代表团还给未来的“李市长”举办舞会，舞会上不少人争先恐后地跟他合影，“李市长”平易近人，来者不拒，那几天真和不少人合了不少影……
然而，就在“李市长”和他的拥趸们弹冠相庆、歌舞升平之时，市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同志却没有他那么乐观，反而有些发愁——因为摸底调查显示，选情不是太妙，把各个代表团中肯定不投李山林票和可能不投票的人暗中估算了一遍，到真正投票的时候，最坏的结果是李山林的选票还不到一半！
如果是那样的话，市里、省里，尤其是一直关心着李山林同志“进步”的程维高书记可就太没面子了！
那么，毛病究竟在哪里呢？有人开始紧张地密谋、布置……市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有可能出现的漏洞。
这帮平时把“讲政治讲学习”挂在嘴上的同志恰恰忘了一个哲学常识，即什么是事物发展的偶然因素，什么是必然因素。就这件事来说，代表们同李山林作对，或人代会内外里流传着对李山林当选不利的“流言蜚语”，从表面上看，是偶然事件；然而，不可违背的广大民意， 才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必然因素。不去从更深层次反思为什么出现阻力，为什么李山林会有落选的危险，而是想通过“查漏补缺”的行政干预来为李“保驾护航”，这才是真正的不懂“讲政治”！才是本末倒置的愚蠢！
开会期间不让人们对李山林提意见。我老伴去参加这次代表会前，准备了三个提案：两个是铁路方面的内容；第三个就是李山林在建委制造事端整科技人员向大会提出提案。她去参加会议之前把所带的提案向铁路分局党委书记汇报了。但开会后，我老伴把这些提案要求交给大会主席团，在申请发言时，受到了阻碍，掌握会议的人非常紧张，当晚还派人到铁路分局机关，找到党委领导，谎说会议时间很紧，没有时间让我老伴发言了，其实就是害怕我老伴公开讲李山林的问题。就这样，为了保李山林当选竟压制代表发言。在开会期间，人民群众也关注着李山林是否当选，甚至有代表已经提出查李山林“犯罪”的问题了。实际上，此时正是李山林在进行十分严重的犯罪活动的时候，是在几十万上百万地受贿的时候，上级省委竟然还是批准李山林为副市长候选人。李山林的当选将给党的威望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当会议传出李山林落选的消息后，人们欢欣鼓舞，真是“历史是人民写的”，程维高硬把已有严重犯罪行为的李山林提为副市长，不符合人民意愿。
到了石家庄建委，准确地说，是把工作重点转到了李山林的“对头”郭光允这里。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5）
我从来没看到过市里的大领导这么稀罕过我，我头一次体会到他们是如此“重视”我。从开会之前有关人员就开始找我，很关心我会不会有什么特别举动，而本人呢，也确实想避“破坏选举”之嫌，我一直保持低调。人代会换届选举的那几天，我正不巧患了感冒，请假在家休息。那几天，市政府领导每天都打电话找我，连我们办公室负责接电话的办事员都替我“受宠若惊”。他告诉我：“老郭啊，你好大的面子呀！这几天，几个市长天天找你，一定是什么大事！你赶快回个电话吧！”
那位办事员还告诉我，不仅是市里，听说省委办公厅里、省委组织部门也在关注换届选举李山林的“选情”，每次都会提到我的名字。可见，程维高已经为李山林的当选做了精心布置。
我说：“以后他们再打电话来，一律说找不着我。你放心，过几天他们就不会再找我了。”
那位办事员被我的话弄得莫名其妙，似懂非懂地搔着头皮点点头。
开会了，我还以为人家不会再找我了，就照常到建委去上班。没想到，他们还惦记着我。我刚一上班，市里的人就把我“逮”住了。
负责“逮”我的是常务副市长，他通知我：“市长的工作报告10点钟结束，结束以后，市长要找你正式谈话。”
既然说得这么郑重，又是领导在百忙中亲自召见，我若再违拗，岂不是太不知趣了吗？
上午10点过一点儿，我走进了市长办公室。来的一路上心里还打鼓：我几年来一直挨整，这次却找我“正式谈话”，不知要搞什么名堂？
殊不知领导一见我，热情得不得了，神情不能说是喜出望外，也可以说笑逐颜开：“哎呀光允呀，你来啦！快坐快坐！”
难得领导对我这么热情，我这样一个长期遭白眼的人还真有点不习惯哩。
办公室里还有两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年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年轻同志是准备等李山林当上副市长后接市建委主任班的，另一位不知其名）。接下来领导把我夸了半天，说你这个同志从来不跟别人闹意见，最听组织的话，你这个同志最顾全大局，业务也强，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等等。说着说着把话题转到李山林身上，先是皱着眉头责怪李山林对我的问题上“胸襟不够开阔”，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不要再给李山林提意见了，要我从大局着眼，要“帮助李山林选上副市长”，还让我到处去“宣传李山林的好”！并且说，这不光是市政府的意见，也是市委领导的意思。
领导还这样替我“设身处地”地想问题——
“光允同志，正因为李山林同志过去整过你，而你现在反而支持他，到处宣传他，才会更显出你的思想境界高嘛！你想啊，你这么一做，你的口碑不就更好了吗？你的威望不就更高了吗？”
假如不是我亲耳所听，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市长之口。
看着他们殷切的表情和期待的眼神，我这样表了态：“领导这么看重我的‘威望’和‘能量’，我实在不敢当。李山林能不能当选上副市长，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李山林这个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他要是好，我不能把他说‘坏’；他要是坏，我也不能把他捧‘好’。我不会去影响选举——我也影响不了，但是要我去宣传李山林，我做不到。”
显然，我这个答案不能够令他们满意。
经软缠硬磨，他们硬要我表态，最起码保证绝对不再对李山林“提意见”，绝对不能再说李山林的不好。
我也渐渐强硬起来：“我不能表这个态，我也不能担保不再给李山林提意见。”
双方的谈话陷入了僵局。
领导换了个角度继续做我的工作：“只要你配合，你可以继续当你的处长，不会再有人为难你，定额站站长职务也会给你恢复，你的高工待遇问题也马上办理，只要你不再给李山林提意见，我就下文恢复你处长兼站长的职务。”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亮出交易条件了。我故意说：“那太好了，请市里现在就下文恢复我的职务吧。”
“只要李山林选上了，我一定下这个文。”
这还不清楚吗？
我不表态，双方就这么耗着。
时钟一分一秒地走，办公室里气氛沉闷而压抑。我看了看表，快12点了，不能让领导不吃饭陪我耗着吧。我下了决心——
“好吧，那我就表个态。”
顿时，几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不提李山林的意见，因为我进不了会场，这一点你们尽可以放心。”我无可奈何地说。
他们做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但是，”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一字一顿地说：“请你们记住我今天的话，李山林落选的可能性有80％，他当选的可能性只有20％。我把这话撂在这里，诸位等着瞧吧。”
4个人面面相觑，领导们眉宇间闪过一丝迷惑，那年轻的副秘书长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呢？老郭，你咋能说得那么肯定？李山林是真的选不上吗？”
我笑了：“很简单，一个人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他李山林做的事大家伙都看着呢，这样的人怎么能被选上副市长？80％选不上！”
这就是我在“正式谈话”中的结束语。
我说的话他们是不能理解的，其实我的意思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可惜的是，许许多多像他们这样久在官场历练的人，尽管学会了为官之道中一些精妙的、复杂的道理，但却不知不觉忘记了“民意不可违”这样的最朴素的、最简单的真理。他们过于迷信行政手段，认为人力的修补、干预、“做局”可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机关算尽”的悲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