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某说：“给他个屁！就他事多！”
这个伍某后来整我的程度，比李山林更狠更执著，因为他的目的性更明确：怕我越过他，因为他一心想提成建委副主任。
这帮人的表现也颇为有趣，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在李山林办公室候着，什么事也不办。有一次我拎开水经过时看到这一幕时，笑道：“诸位这么早就候着，是预备着给李主任请安吗？”
就是这帮人，在我面前言之凿凿地宣布：
“老郭，你的问题我们已给山林主任建议了，应该怎么处置你，我们的意思是对你审查从严，批评从严，但处分时建议山林同志可以从宽。我们谈完话后，我再和办公室的伍主任商量商量你的问题。然后再和山林同志研究，尽快把你的问题查完。”
值得庆幸的是参与整我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提成建委副主任，那位伍主任绞尽脑汁害人、玩尽了权术想让李山林提拔他，结果是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个人时时刻刻想着往上爬，李山林向市委组织部报这位办公室主任拟提建委副主任时遭到全建委干部的反对，提不成，此人翻脸不认“恩师”李山林了，又改大骂李山林。在建委提不了找了一个厂子去当官，最后贪污几十万，携款外逃了。当时检察院曾三个晚上在他的宿舍周围蹲坑，想捉拿其归案，但他很“精明”，在检察院抓他之前就逃走了。至今多年了此人是死是活石家庄的人都不知道，有的猜测携款外逃，不要工作，不要党籍，不要脸，到外地改名换姓做买卖去了，还有的说伍主任已经死了。
人倒了霉还光遇上倒霉的事，有件事为了提醒世人，也就此费点笔墨在这里提一提。就是李山林等人在开始整人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我远房亲戚的人找我，他在一个流动企业开车，单身在石家庄工作，家属和两个孩子在农村，是农村户口。找上门来，请我帮忙办其家属孩子户口进城。我给他出主意说，办户口进石家庄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现在所在的企业是全省流动单位，职工们基本上都是单身汉，家属都在农村，你一个司机怎么轮到你办进市户口呀！我建议你调一个人少的事业单位，只有你一个单身，只有你一个人家属在农村，将来有了农村农业户口转城市非农业户口指标就是你的了，走这条路以后可将户口转到石家庄市来。我告诉他我现在正组建建筑工程定额管理站，是事业单位，还没有司机。你觉得同意我的意见，你快点给你单位打报告，要求调走，我们这里接收你。他同意了。不久他们单位同意放人。我请示了建委主任，领导也同意我的意见，让此人调入我新组建的定额站。当时是一片好心，没多加考虑，不知此人道德品质如何，没有进行详细的考查。调来不久我发现此人毛病不少，尤其是私心重，钱心大。但我们仍然以善相待，尽量将他的困难给予解决，并且他自己没有住房，是单位每间月租金300元让给他一间作宿舍，我对他蛮体贴照顾的。1987年我尽量活动公安局给我们站几个“农转非”指标，为此我动用了和公安局关系密切的我的上级领导去公安找人，我替他花钱托人情，为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求1988年给我站三个“农转非”指标，但事情仍然不好办，但1989年初公安局给了市政府办公厅几个“农转非”指标，因当时市政府办公厅没有“农转非”的干部，我极力找人，千方百计占了人家三个指标，将此人一家三口办到石家庄市，当时那个年代能办成这样的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帮了他们大忙的，这件事我的上级领导和我周围工作的同志都说，我为他们一家办了大事，解决大问题了，都说我为人这么善良，他们一家得好好地感谢我。可是根本不是那样，这个人毛病太多，出车费1公里补2分钱，每月的出车补助他有时算上几天，自私自利到了令别的同志很讨厌的程度。当一些同志给我汇报后，我很生气，对他进行了几次批评。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8）
没几天，建委同志悄悄告诉我：“你那个亲戚连续两天去李山林家，写揭发你的材料。”
我叹口气说：“我栽培了一个白眼狼。”
终于有一次，袁裕伍同志看不下去了，把他叫来，当着我的面对他说：“郭处长这么帮你，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呀。”
殊不料他鼻子哼了一声，说：“我就是不感谢他！”
平素很腼腆的袁裕伍一拍桌子：“你给我滚出去！”
在李山林落选之后，一度在建委中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郭光允跟李山林作对，就是因为他不服李山林，他1983年提副局长就没提成，1988年吴主任退休之前又定了提郭光允当副局长，李山林压着不办，所以郭光允怀恨在心，因此，李、郭矛盾也是权力之争。”
这种流言确实具有杀伤力，且不说“反腐不香，腐败不臭”的道理，前8年建委风波，易于让人联想起历史渊源，在此我详细说来，告白读者，请读者自行评判：到底是我不够“纯”，有太大的局限性，还是流言制造者想像力过于丰富？
1988年李山林“接班”前有这么一个插曲，我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吴金玉主任对我谈话说：“光允啊，我们已经研究通过了，提拔你为建工局副局长，还有你的高工待遇问题，我们也想办法给你落实。”
实际上，5年前在机构改革时就曾研究提我当副局长，但是组织考查我准备让我进班子的时候受了阻，建委的一位老领导对我有点看法。
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气盛，对外行指挥内行有本能上的抵触，建委的老同志多是老革命出身，文化偏低一点，而我们业务上比较强。这位老领导到我们办公室来，对我们的工作拿不出什么指导意见，只是这个批评一句，那个数落两句，弄得我们下面这些工作人员的技术干部都挺不服气的。我这个人又比较直，有时就不买这个账。有一天，老领导又在哇啦哇啦批评人，我忍不住顶了一句：“领导，领导，领导就是拿意见的。光说别人这不好、那不行，不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大家怎么干？”就这么一句抢白，这位老领导记住我了。
在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大环境下，上级准备从大学生云集的建委选拔人才进领导班子。政治处考查的所有人当中，我的材料是最有利的。政治处的两名干部也当面对我说：“在所有的材料中，你是排第一个，我们给你写的材料最好，认为你工作也是最出色的。”
可是过两天党组织讨论会之后，政治处的同志找到我，带着遗憾的表情说：“讨论的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本来在所有人选中你是第一个，但你那个没成。”
事隔很久，我得知党组会讨论的一些详情，在讨论建工局副局长人选时，我的材料确确实实排在第一位。然而，那个被我顶过一句的老领导只说了一句牢骚话，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不吭声了。
这一下，我提副局长的事就泡汤了。
好心的吴主任想在退休前帮我一把。他主持党组会研究通过了提拔我为副局长，然而9天后，李山林正式接班了。吴主任不放心，又找到了我。
吴主任说：“你看，这事我任内还没来得及办完，就叫我交权了。”
我说：“没事，我也不急，副局长我也不想提了，但是高工的待遇应该给我落实。”
吴主任接着说：“你也该去问问，你的事到底下文了没有？”
我苦笑一声：“大概没有那么快吧，现在政府部门办事都是拖拖拉拉的……”
我心里想：李山林在台上，怎么肯惠顾我？他不整我就算好的了，怎么会再让别的好处落到我的头上呢？其实我很清楚，决不可能下这个文。所以我问都没问。何必自讨没趣呢。
我惟一后悔的是：没有在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想办法落实我的高工技术职务待遇问题。我是1985年任职的高级工程师，如果我把工资关系落在了定额站，那么我的高工待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当时由于我的定额站站长职务是兼职，考虑平衡关系，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心想总有水到渠成的一天的。然而看形势的发展，我的想法太一相情愿了。“高工”待遇问题，居然成为几年后李山林及其他某些人“卡”我的一个“结”。
直至本书完稿，我的“高工”待遇问题仍未解决，我仍在呼吁争取落实属于我的一切待遇，决不故做“高姿态”。然而，在我看来，这不是“不幸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也达不到“宠辱不惊，毁誉由人”的境界。倒是这故事中走马灯般出场的不幸的灵魂，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该多多加以同情、关注的。
在前8年的抗争中，我曾满怀希望地将检举李山林的信寄给某位主管副市长。有一天，我去他的办公室，想知道副市长同志有什么意见。
副市长见我进门，点点头，他正在翻阅着办公桌上的人民来信。
翻到我那一封时，他抬了抬眼皮，看看我没说话。
然后，他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一扬手“啪”地一声把我的信扔到了一边！
我浑身一激灵，血一下涌到头顶，我没有看错：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用一个极其蔑视的举动把我的信扔到了角落里！
大概他在那一瞬间从我的表情上意识到了自己做法的不妥，讪讪地说：“这事我过几天找你谈，你先回去，我会给你电话。”
结果不用猜谁也知道，永远不可能接到这个电话。
在某些人眼里，我是一个“讨厌”的角色。
第二部走到黑（1）
晴朗的11月21日
1995年11月21日，天气很晴朗。我老伴贾玉阁说好这一天回石家庄，要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我老伴是到北京铁路局开会的，到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托人找关系帮我落实高工待遇的事，这事已经拖了7年了，我已经不能在石家庄指望谁会发发慈悲帮我落实政策了。我老伴为这事查了不少文件，也托了一个关系，看来，再努力一把，我的事兴许会有眉目了呢。
这一天也怪，家里电话既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下午4点来钟我跟别人约好通电话的，可是他的电话老不来，我想打他的呼机，也打不出去。我正看着电话发愁呢，电话居然响了！
电话里是建委纪委书记的声音，可是他说话也没头没脑的：“怎么回事，你快来呀！”
“×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呀？”我有点晕。
“怎么等你等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来？”
我纳闷：什么时候你给我打过电话？可我嘴里还问：“什么事呀？”
“根据政策给你落实高工工资呢，你还不来？”
这事真有点邪门，怎么老伴刚去北京跑落实政策的事，这边就通知我去办手续？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说真的，我有点怀疑。
我事后设想：这位善良的纪委书记也一定是在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打的这个电话，他那生硬的、极其不自然的语调，某种意义上也在暗示我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可惜我的感觉迟钝，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