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也进了卧室，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边，并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待遇……”
“经查：程维高……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儿子在那边逐字逐句地诵读着，但后面的话我却听不见了。我的心脏似乎绷紧了，眼睛有点酸酸的……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感官都与外界隔绝开来。我非但听不见，似乎还经历了一阵不知时间长短的失明。从儿子的嘴中吐出的“郭光允”三个字竟然显得十分陌生，恍若第一次听说。随后，我开始舒缓过来，只感到心脏像一只攥了很多年的拳头，正一点点放开，血液迅速地向身体的四面八方涌去，虽然我无数次地准备着迎接这个消息的到来。
“爸，我念完了，”儿子说，“你等着看晚上的新闻联播吧。”
我拿着电话筒的手纹丝不动。
我抬头看看老伴。
老伴看着我。
老伴是个不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她眼里噙着泪花，鼻孔也湿润了，不住地轻轻点头。
“中央肯定你了，九死一生……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吗？”
我默默无语，轻抚老伴的后背，老伴的泪流了下来，别过脸去。
不到一分钟，我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家共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市话，另外一部是铁路电话，铁路电话号码是5位数，是铁路内部的专线电话，熟人也可以通过铁路差转台打进来。这样，从下午直至半夜，家里的电话铃声是此起彼伏，响彻不绝。
第一个电话是老伴的大学同学打来的，他正在上网，边挂在网上边拨通了我家的电话。
他兴奋地大声嚷嚷：“老贾呀，这回总算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这十几年你们老两口的罪没有白受啊！你们还不好好庆祝庆祝？”
老伴说：“我们老两口没啥好庆祝的，为了弄这个事，老郭身体也垮了，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伺候他……他这人，舒心的日子过得不多，我要尽量让他多过一些舒心的日子。”
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一天我们家的电话可能是全石家庄市最繁忙的电话，是不折不扣的“热线”，接了这个，又拿起那个（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拨了好几个小时都拨不进来）。一直到半夜12点都没有停过，亲朋好友和认识的人纷纷打进来，表示“庆祝”。
说实在的，我和老伴不可能搞任何形式的“庆祝”——一是电话太多，甚至连囫囵饭都没吃上几口，二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庆祝，我们老两口甚至连过生日的习惯都没有。相反，倒是我的对手们为我搞过“庆祝会”——庆祝我的入狱，那是1995年11月，我被河北省公安厅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罪名抓进看守所后，时任河北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的李山林在一座星级宾馆以欢送女儿为名搞了一次热热闹闹的庆祝会，又是祝酒又是开舞会，以祝贺“敬爱的程维高同志”翦除了“害群之马”郭光允。如今，对立面倒了，李山林判了15年徒刑，中央又严正处置了程维高，但要我如法炮制搞什么“庆祝”，我也没那个条件和精力。如今的我，情绪稍有波动就有可能导致心室震颤，所以我们不搞“庆祝”，虽然我们老两口很高兴。
然而，过于兴奋是谈不上的，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早有精神准备，4年前中央“三讲”巡视组的吉鸿杰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了 “请放心” 三个字之后，我就已经坚信这一天会到来。8年的抗争，16年的折腾，多少个日夜，我无不苦盼正义舒张的这一天到来，然而，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和老伴反而变得异常的平静。过了一些日子，北京的一位编辑同志给我捎来一本苏联肖霍洛夫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觉得我跟书里的那个主人公有个相似的心境：漫长的折磨和苦痛之后，反而不再去想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大起大落之后，情绪波动反而极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参加卫国战争，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他还是过着以前那样的单调但又是正常的日子。世界上的事可能就是这样，不管你做得怎样轰轰烈烈，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一个“正常”，什么鲜花、掌声，那都是虚的，最最主要的就是要恢复生活本来的面目。
我不是“好事之徒”，我弄这个事无非也是求一个“正常”。正常是什么？正常就是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鹿不能被指为马。那么，如今白的黑的都归位了，我跟老伴的情绪也就按正常的路子走，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话虽这么说，这个“正常”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河北的许多人深知这一点。我也感到人们的情绪被压制很久之后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是晚上9点多钟“挤”进来的。听见儿时伙伴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我感到特别亲切。
“光允呀！我们可把这个电话打通了！可惜呀，你没听见刚才村里放炮仗的热闹劲！”我的儿时玩伴兴奋地说。我听见他的旁边已是人声鼎沸，我正准备开口说话，他打断了我——
“你等着，有人要跟你说话。”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之后，大百尺村支书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光允啊，我们高兴啊，大家伙都高兴啊……真的高兴啊……”村支书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酒意四溢。我捏着话筒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点头，就好像他们此时就坐在我面前一样。村支书顿了顿，大声说：“现在全省——不，全国都知道了！我们村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好人！你是我们大百尺村的汉子！光荣啊！我们高兴，对！就是高兴！我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把过年没放完的炮都拿出来放了，大百尺村又过了一次年！我们哥几个喝了三斤酒了，不够，还要喝……”
“高兴可以，酒你们就少喝点吧。”我忙劝道。
“那哪成？”村支书执拗地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呀！我们要喝酒庆祝，要喝上这么一宿，要祝贺！这么大的喜事怎么祝贺都不过分！”
这就好像古人说的“欢宴枕旦”了，我想像着：暮色降临的大百尺村的老街上，鞭炮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的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村长家的饭桌旁笑语喧哗，弥漫着酒香，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我已经许多年滴酒不沾了，但在遥远的乡村的那个淳朴而热烈的欢庆场面还是令我向往。
我陶醉了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们老家的人给你立碑，你是我们的功臣哪！”我表弟也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也放了一通鞭炮，喝了酒，还张罗着要给我建一块“庆功碑”。
“你们这样是折我的寿，”我慌忙劝阻，“我过些日子回来给父母上坟，到时候大家伙聚在一块高兴高兴，别的事，咱可不能张罗。”
不知为什么，提起“碑”，我会回想起幼时我仰望过的冯家碑林，碑上刻着官衔和“行状”，气势森严，威风凛凛，让我产生畏惧之感。石碑上刻着的“二品”、“三品”、“五品”等字样，令人想到人间的等级和权威。假如幼时的我能预知未来的话，哪敢想像，我居然能同一个“二品”大官苦斗8年之久，经历了牢狱之灾才等来迟来的正义呢！
然而，这样的事确确实实发生了，我不仅同一个大官斗了，而且斗出了“名堂”：成为了“新闻人物”。
而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期待“光宗耀祖”，期待我家乡的人给我立一座碑。
我的做法甚至违逆了我父亲在困难时期濒临死亡之前给我的遗训：“忍为高。”
我，郭光允，只是石家庄市建委的一个小干部，本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我的生平的：196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73年从湖北荆州建委调回石家庄市建委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任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如果不是1996年年底飞来横祸，按照我的年龄，可以在2002年办理退休手续，颐养天年。
然而，我却用另一种极其不寻常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
1996年2月17日的一份官方文书，全文如下：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劳动教养决定书
（96）石劳字第140号
郭光允，男，54岁，大学文化，汉族，原籍系保定市蠡县，现住石市铁路12宿舍2－1－403号，系石家庄市建委干部。
简历：自幼上学后参加工作，1995年11月21日因本案被收审。
现查明郭光允犯有下列违法犯罪事实：
1995年8月17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诽谤省委主要领导“是破坏河北省建筑市场的祸首”，称“省委主要领导干涉建筑工程投标，指定中标单位，以权谋私”。经审查该犯供认不讳，损坏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人格，破坏了名誉，其情节比较严重。
根据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和我市的有关规定，现决定对郭光允劳动教养二年（1995年11月21日至1997年11月20日）。
如不服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后15日内向本委员会提出申诉。
1996年2月17日
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关党员干部，是怎样同一名曾任河北省长、省委书记、党的中央委员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以这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发生“碰撞”的呢？为什么河北省有关部门如此大动干戈，成立多达百余人的庞大专案组，以“匿名信”为线索想挖出一个“政治阴谋”案呢？
要说这里面的是非情由，必须从“匿名信”前后的河北政界的扑朔迷离状况讲起。
我为什么成为这个事件的焦点人物、为什么经历8年磨难、屡经反复、直至惊动中纪委，尉建行同志直接批示，而任中央三讲巡视组的阴法唐将军几次亲自干预，才使我获得平反，要析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需要放在程维高主政河北前后若干年，河北政治生活的深度环境中来叙述。
而一切重大冲突矛盾的缘由，则要从石家庄建委这个小单位的矛盾波折开始说起。
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我所供职的石家庄建委位于石家庄长安区的市政府大院内，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关里，却隐藏着河北建筑市场暗箱操作的秘密。
第一部小人不可得罪（1）
“你敢不尊重我？等着瞧！我以后还要当市长呢！”
建委副主任李山林已经是第五天跑到我办公室找我“兴师问罪”了！
他没有找到我，这需要解释一下：我除了担任建委工程处的处长外，还兼着定额站的站长呢，一天到晚在外面开会，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临下班时才回办公室，哪有工夫奉陪这个官大脾气也大的李主任！
可是我们部门管计划统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