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了一下。他说了前半句话以后，在会的许多老干部都面露喜色。
可是这位同志话锋一转：“虽然当初我们定他诽谤罪是定错了，但是，他检举、控告程维高同志的那些问题，我们也要复查。如果查的结果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可以定他个诬告！也就是说，诽谤可以排除，但诬告罪还是可以成立的……”
阴政委听了这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复查决定之后，不动声色地说：“郭光允同志检举程维高同志的问题，你们没有权力复查，查这个问题是中纪委的事！如果你们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态度的话，那直接到中纪委解决吧。散会！”
事后这位副厅长几次命令手下的一个公安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找我，让我围绕着“捏造事实、中伤他人”这8个字来写一份“深刻恳切”的检讨书，并且想以撤销劳教处分来“交换”这份向程维高主动低头认错检讨书。
我说：“我办不到！”
可以想像，在这位领导同志的手里，我的案子会给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8）
无论是劳动教养决定书，还是复查结论，都是严肃的国家行政文书。而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把这些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书当做交易品来讨价还价。这种事，我是不能做的，我更不能向程维高低头！
一转眼到了8月底，“三讲”巡视组要回去了。很多老同志极力挽留：“你们这一走，河北又要开始乱了。”阴法唐同志和巡视组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工作布置下去再走。这样，原定8月27日的返京计划改到31日了。
现在想想，这也真是河北的悲哀啊！巡视组走了以后，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来管河北省呢？那样的话，河北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的险恶和尴尬，所以才“屡教不改”。人说五十就知天命，而我呢，都快60岁了还这么不懂人情世故，遑论达到“六十而耳顺”的精神境界呢。看看自己贫困的身世，羸弱的病体，还有这执著到顽固的思想，倒越看越像小说里的堂·吉诃德了。我揭发程维高，就是堂·吉诃德手持长矛挑战“风车巨人”的现代中国版吧。不过，不同的是，我周围还有无数的正义的人、无数的老百姓在关注着我、支撑着我，我不感到孤独。
而程维高却于1999年9月在河北省省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下简称省级领导）“三讲”教育结束后，写了一份题为《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共75页，洋洋洒洒约35000字。报告中指出，因为河北本身“情况比较复杂”和以阴法唐政委为首的中央“三讲”巡视组在我的案件及相关问题上存在“左倾思维与先入为主的派性框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过去的那种‘大民主’”，从而导致河北的这次“三讲”教育“陷入了政治误区”，“被人塞了私货”，“很不成功”。
……
我看了这个颠倒黑白的报告，只有徒呼奈何。
程维高总是用一个又一个更大的错误试图去弥补原来的错误，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三讲”巡视组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实在是极不明智的，是非常卑劣的。
这个时候程维高似乎在赌博，只要赌赢了，就能终老此生，家里世世代代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过上奢华的日子，保住高贵的社会地位。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赌输。
尉建行书记于1999年5月批示了我的案子，要求解决，但是河北省有关部门顶住不办，认为我“捏造事实、中伤他人”。案子拖到暑期后，尉书记通过刘善祥书记了解到了案子的进展情况。
时逢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尉书记对河北省的领导们谈话时，询问了我的事情。其中一个领导立刻很坚决地说：“尉书记您放心，郭光允同志的事您不用亲自操心了，我们原来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保证给他解决，让郭光允同志满意，让您放心！”
很遗憾，这个同志可是一回河北就把在尉书记面前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还再次勒令我写检讨，并要给我党内警告处分！
我说过，在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走马灯式表演的不幸灵魂。
关于这位负责同志，我要写上一段“闲笔”。他在从政的早年曾遇到过一些麻烦，是当时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帮了他，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
本来他一直是对老书记邢崇智感激涕零的，然而程维高来河北以后，这位同志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演了另一出“好戏”。
程维高脾气火爆，处事为人都很情绪化。在南京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其脾气之大很多人已有耳闻，下属们人人惧他三分。到了河南省，又与河南省委书记闹不团结。来了河北以后依然故我，因此与省委书记邢崇智关系很僵。
据李真称，这位领导同志跑到程维高家里，便立即开始哭诉。第一句话就是“我被邢崇智害苦了！”
连李真自己都奇怪，邢崇智什么时候“害”过他？
可程维高却大为高兴：哦？是反邢崇智的？重用！程维高很高兴找着一个新的棋子了——在和对头邢崇智的明争暗斗中，能多争取一颗棋子也不错。
这位同志从此就官运亨通起来，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说“我被程维高害得好惨”之类的话呢？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9）
我拒绝这样的“平反”
2000年1月13日，一纸《撤销劳教通知书》送达石家庄市机关工委，宣布撤销我的劳教处分，恢复党籍，但是竟然又莫名其妙地强加于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颤抖着手，看罢通知书后我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怒火了，我在市机关工委办公室里大声质问机关工委书记：“中纪委处理违法乱纪的党员有四大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事实、性质必须清楚’。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我的错误事实是什么？是什么性质的？”
“唉，据我所知，老郭，你没有错误。”
“那给我这个党内警告处分还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任何原因。算了，老郭，你就知足吧，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你这样对你自己和家人都不好，算了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他看着我，苦口婆心地劝道。
我把那张通知书往桌子上狠狠一拍：“我现在说清楚，我宁愿不要这次狗屁‘平反’，我宁愿继续当我的劳教分子，宁愿不恢复党籍！我要继续控告程维高，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说罢，我在通知书的签字栏把刚才说的一番话全写了上去，一甩手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独自走在灰蒙蒙的大街上，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灰尘、纸屑迎面吹来，让我不断地把大衣的领子裹紧。
我厌烦自己的案子被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来覆去了！我想把自己整个儿都包起来，不接触这个让我失望的现实——看不见社会里这些丑陋的东西，脑子就清净了！
一个法学教授曾经这样诙谐地批评我们一些行政、司法机关办事踢皮球、扯皮的工作作风：他们这些人做工作、办案子，就像烙烧饼——老是那么翻过来覆过去地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事情就这么折腾“糊”了！
政府官员什么时候办事才能够都对事不对人呢？人民交给他们行使的政治权力什么时候才能不被作为搞个人报复、争权夺利、搞政治斗争的工具呢？
回想起和老伴几年来的上访历程，我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在我上访提出的几个个人要求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我的党籍，撤销一切强加于我的政治处分。我为了这个要求和老伴辛苦奔波了5年多，图的就是得到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吗？他们凭什么警告我？就是因为我曾经写过检举信吗？还是因为我是个劳教人员？我自问自己一生为人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被劳动教养？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黑色的问号。
我这个时候备感委屈，鼻子直发酸：为什么我一个老百姓争取一点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就这么难呢？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但是为什么做了好事却没有好报哪？
到家了，把情况跟老伴说了以后，她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怪我太固执、太“拧”了。她说：“尽管这个通知书很不像样子，但是现在能解决、能落实的总该落实吧？老郭啊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怎么老是耍小孩子脾气呢！”
她说得对，我这辈子就是太“拧”了，否则，我现在正拿着优厚的高级工程师退休工资，怡然自得地在家养老呢。
为了老伴，为了孩子们，为了这个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我没有心气儿继续“顽抗”下去了。我妥协了，接受了这样的“落实”政策。
但是我不愿放弃，继续坚持上访。
我为这事又见了阴法唐政委一次。见面后听我说了目前案件的处理结果，阴政委觉得挺后悔：“我当时怎么就没在河北省委那里把这事儿给你敲实了呢！”
我说：“阴政委，省里顶住不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样吧，你把你案件的整个过程再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写十几页的样子，然后我亲自给你转到河北省去，让他们一定给你解决！”阴政委语气很坚决。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0）
杨益铭对我面授机宜
回石家庄后不久，省里就通知我，说要给我解决问题，让我去省委办公厅一趟。
负责给我协调、落实问题的干部名叫杨益铭，年轻的时候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离开了清华大学，走上仕途。
他的仕途还算平坦，后来进了中纪委九室工作。听说他在中纪委工作时就有违规问题，因此他在中纪委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了才想法调离中纪委的。河北省有人说程维高在河南时就和杨益铭联系上了，勾得比较紧。
杨益铭找了程维高，请程维高帮忙调河北。程维高想把杨益铭拉成自己的亲信，本来是中纪委已经不用的人，程维高却准备把杨益铭提拔成河北省监察厅副厅长，但是中纪委坚决不同意，认为此人不能提拔，程维高无奈。
杨益铭绝望之余，听了新结交的好友李真的话，还是调河北工作，可以先当处长，这样中纪委没意见，然后由河北做主提拔成副厅级。所以，调来河北后仅任省委办公厅监察室主任（处级），后被程维高提拔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成了副厅级。杨益铭的家在北京，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