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跑到离我村10里路的崔家庄村去抓药——据说那个村的大夫曾经是我曾祖父的徒弟，而实际上他对于衣衫褴褛的我也还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公子”，以体现对我曾祖父的尊敬。我赶紧给母亲抓了3服药，花了两块钱。
这些药也只能治一时，去不了根。母亲的身体是一天天跨下去了。我最后甚至害怕见到母亲，揪心啊！我总是害怕母亲会突然就不行了，这种感觉就像梦魇一样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想起她披着破旧的外衣披头散发地坐在门槛边，手紧紧握在胸前拼命颤抖的样子，我就想哭。在当时，这种备受恐惧煎熬的心态甚至让我产生逃避的念头：考上高中，离开家，就可以暂时免受这样的煎熬了。今天回想起来，叫人心酸。
老百姓的日子过到这个份上，领导者难逃其咎啊。当时的各级领导，说不客气一点，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当时在农村存在一种很恶劣的问题，就是村干部竟然随便拆民房！我家西屋是3间砖坯屋，东屋是2间土坯房。说是土坯房，其实什么也放不了，跟仓库差不多。里面有一个很旧的石磨，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家里人多，平时我就在东屋看书、睡觉。
有一天晚上，已经是深更半夜了，我突然听到屋上方传来“扑通、扑通”的巨响，还有人在叫喊着什么，好像地震了似的。我开门一看，好家伙，一帮民兵手拿大镐围着我家的房子正不亦乐乎地忙活着呢。
“干吗呢你们？”我诧异地问着这帮不速之客。
“干什么？刨你家房子呢！”漫不经心却十分蛮横的一句话。
“刨房子也不说一声，想砸死我啊？不知道下面睡着人吗？”我的火一下起来了。
接着父亲和母亲都出来了：“为什么要拆我们家房子啊？”
村支书站出来说：“你家的房子老了！拆了拉到地里当肥料！”
“我们家十口人，拆了怎么住得下啊？”父亲一紧张把我都忘了，忘了东屋里还睡着大儿子呢。
“好，”村支书转过头对后面的民兵说，“姓郭的说了，他家人多，住不下！同志们，我们不但要拆东屋，拆完东屋咱们接着拆西屋！”说完对准走过来正欲阻止这帮人的父亲的腿就是两脚，父亲栽倒在地。随即我家的两间土坯房很快就被众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推掉了，只剩下几根屋檩丢在地上，土被拉走肥田去了。
父亲挨了这两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1958年吃食堂的时候，我曾经亲眼见到村干部因为我的一个叫做“大东娘”的邻居怀疑他没有把家里粮食全部交到生产队里，家里可能还藏有粮食就残酷地让她一个老太太跪在砖头尖上。另外，我家街对面的一户人家有一次在村干部搜查粮食时，民兵在他家房屋的椽子里发现了一把绿豆，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我家邻居的隔壁以前开过布店，在被催交“埋在地下的布匹”时说没有布，村干部抡起一根铁棍就砸向老太太，一个名叫蒋尧友的生产小队长立即用单手挡住，结果胳膊当时就肿了起来，过了3个月才好。我父亲因病在家不能干活，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经常被勒令给村宣传队写标语，还老是被斥骂写得慢，是想混工分。
还有一次，我二舅因为“贪污粮食”，家里给村支书带领民兵闯进来（那时候家家门上都没锁，都给村干部没收了）抄了个底朝天，结果什么也没抄到。村支书说：“屋里没有，兴许藏在他姐家了……”就因为这一句话，我母亲就被民兵们五花大绑然后带着游街——就像以前游斗汉奸恶霸那样——最后那帮人把她押到祖坟上跪下“认罪”。但是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件事，母亲也一直不愿提这件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对于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这种严重践踏人权的事件，陈云同志曾经痛心地说：“那时有1亿老百姓在挨打！”在欧洲各国，有这么一条流传了数百年的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户老百姓的房子，无论多么敝破，无论是多么的家徒四壁，都一定是国王止步的地方！而在几百年后的中国，还会发生这样赤裸裸的侵犯个人住宅的案件，实在让人感到悲哀和匪夷所思。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把政治文明提上日程，还是让人感到欣慰的。
当年父亲被命令到定县参与“大炼钢铁”。由于农民的卫生习惯本来不好，又大量群集，所以父亲便染上了伤寒。随后他就立即被送到蠡县医院隔离。我和母亲知道后立即一起步行去蠡县看他，到的时候他已经在医院住了3天了，然而身体很虚弱。他让我和母亲先回去，说自己死不了，我和母亲于是连夜回去了。到家时天已大亮了，突然听到路边树上的喜鹊在“喳喳”直叫，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爹没事儿了。早上喜鹊叫是好事儿！”农村人讲迷信，都认为早上喜鹊叫是“报喜”，晚上再叫就不是好事了。父亲病没好就让出院了，不给治了，回到家后就没有好过，终年重病缠身，1962年病饿而死，时年42岁。
1960年元月，我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接到父亲托人带的信让我春节别回家了。当时我就感到纳闷儿，过年怎么能不回去呢？于是仍然自己回家去了，身上带了学校发给我寒假期间用于生活的18斤粮票——那时候高中生每个月有26斤口粮，仍然是饿肚子，吃不饱。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我带了18斤粮票，过年可以吃顿饺子了。
然而到了家里，我却惊讶地看到父亲脸朝里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样子，我赶紧扶起父亲问他怎么了。父亲缓了一口气，告诉我他已经7天没东西吃了，只能捣点粗盐粒儿拌凉水喝下去，一天两碗。家里其他人则全部出去要饭了。这就是我的1960年春节！
我忍住眼泪发疯一般跑出去一下子就买了18斤棒子面，手哆嗦着熬了碗棒子面粥，才算让父亲活过来。父亲喝下一口棒子面粥后，呼天吁地，老泪纵横，我抱住父亲的腿嚎啕大哭。过了一会儿，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纸，上书“忍为高”3个字，说道：“孩子，这是爹的遗嘱，爹以为自己见不到你了。无论什么时候，记住，忍为高啊！”我满脸泪水，拼命地点着头。他轻轻地指着那张纸：“你看我这3个字写得怎么样啊，爹的大字还是写得不赖的吧……”我哭得更厉害了。“忍为高”，这就是我父亲挨饿7天后感觉自己快不行了的时候给儿女们留下的“遗训”，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写照！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地反思了残酷的现实，并且对我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1）
差点在草坡上变成“路倒”
越是被饥饿折磨，求学的心就越强烈，就越想早点考上大学端上“铁饭碗”，让一家人填饱肚子。老实地说，当时我的精神境界没多高：我上大学的初衷就是毕业后分配一个好单位，养活家人。肚子吃不饱，还整天煞有介事地空谈理想，对于那些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笑。当然，吃了很多次亏以后，这样的话我不敢当众乱说了，只能在心里想想，“腹诽”一番而已。肚子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就赶紧回宿舍去睡觉，不像小的时候那样整天在别人面前叫饿，我生怕再次被扣上“思想落后”的帽子。
在这里我想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身后都是离不开思想开明、尊重知识的家长支持的！我的父亲读过4年私塾，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的母亲虽然只读过抗日小学，却也远远比一般的农村妇女有见识得多，他们一致地认准了这么一个理儿：就是全家人都饿死，也要供我上学读书！
我终于初中毕业了，我考上大百尺初中班是1956年，1957年划右派，1958年一年几乎没读什么书，到山里去大炼钢铁。有一天学校紧急集合，汪校长又登在木凳子上开始向同学训话，内容就是一个：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初中班的学生去曲阳县的山沟里炼钢，明天就出发，要同学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曲阳炼钢可能到1959年初中毕业，毕业后可能就在曲阳上炼钢学校，一生也就扎在曲阳为祖国炼钢了。
说起那阵的大炼钢铁，也算是我一生中充满苦涩滋味的精神跋涉吧。
我父亲也在附近工地上炼钢铁。
说来也是辛酸，我因被校长在政治上打入“另册”，竟差点被剥夺去曲阳炼钢铁的权利。经我再三哀求校长，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去炼钢。
在去工地的路上，一路上又冻又饿，经历许多狼狈，数日后走到了太行山的东麓。运矿石、支炉子，折腾了半个多月，烧了许多好柴禾，被烟熏出许多眼泪，连矿石都烧不化，好一点的炉子仅烧出一点焦疙瘩。又一纸命令下来，全民大炼钢运动停止。我又混在撤退的人流中，凄凄惶惶回到大百尺。
这一年学业荒废，又加上人为的饥荒，叙说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惟一幸运的是，一个“巧遇”让我顺利考上了保定二中。那阵的考场在缪家营中学，家境较好的学生去学校食堂买饭、买带油花的白菜豆腐汤。而我就像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背着同学们在一个僻静处偷偷地啃野菜掺高粱面饼子，我一抬头——壁报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批判达赖叛国集团的内容，我一边咽菜饼子一边默记这些内容。
政治考卷发下来，试题正好是我在壁报上看到的内容。
我以优异的成线考上了保定二中。
第一次从家里赶往保定读高中的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路过一条涨了水的小河，差点给淹死。当时水流很湍急，又没有桥，人们只好趟过去。我个子很小，身体又很单薄，看着滚滚的水流不禁有点发愁。旁边一个红脸膛的农民大哥见状对我说：“光着脚下去，紧紧用脚趾头抠住河底，一步一步往前蹭，千万别抬脚，不然水一下就会把你冲走了！”
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我咬着牙往前走。水越来越急，突然，我的右腿被冲起来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最后总算一步一步挪到了安全地带。如果刚才没有定住的话，我肯定要被卷进漩涡淹死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程，不过把我送到河边就回家去了。奶奶知道以后，很生气地把父亲骂了一顿，接着就是担心我的安危。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甚至村里还不通邮呢。设想那个时候我要是被淹死的话，也就是无声无息地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侥幸呢！
保定二中的条件不错，据说有些房子以前还做过慈禧太后西逃时的行宫呢。不过彼时的我无心过问这些东西，因为整个高中时代，还是饥肠辘辘的日子居多的。
困难时期，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饭的问题，发动住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菜市场捡菜叶、菜帮子交给食堂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