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虽然事情渐渐有了眉目，一步步平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然而，因为“9·26”案涉及面之广，介入人员之多，矛盾纠葛之复杂，要我完全忘掉过去，泯灭那些恩和仇、伤和痛，我是做不到的。
客观上也是如此。我在省会石家庄市，从建委前期审我整我到“9·26”大案把我绳之以法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介入了执行程维高、李山林他们的旨意、贯彻程维高意图的活动中。
从保外就医开始一直到中央正式处理程维高的半年前，我一直和老伴上书各级部门，不仅指名道姓地揭发程维高，而且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揭发一些同志助纣为虐的错误行为，要求对他们进行处理。
程维高倒台之后，我也看到了曾跟他关系很深的一些人灰溜溜的样子。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广场，傍晚和周末时，许多退休的老同志到那里锻炼和遛弯。有时候，我老伴回来后会不经意地说起：在那个广场遇到了当年整我整得很积极的某某了，那人看到我老伴，一脸挺不自在的样子，我老伴倒是神色平常，就像没见过这人一样，别过脸继续锻炼身体。
山不转水转，这样的事经历过不止一两次。
有一天在街上，我遇到一个老朋友，好久不见，两个人高兴地聊了起来。
临走时，我那老友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站长托我给你带话，他为当年建委那一档子事感到内疚，想当面向你道歉。”
×站长？我想起了10年前的人情冷暖……
老友好心地说：“你们过去关系很好，他也说了，他也是没有办法，李山林逼他整你，他要不从的话，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后来听说你被弄得那么惨，他心里也挺后悔的，想请你吃个饭，我看，你就答应了吧。”
我摇摇头：“不，我不承这个情，我也不吃他的饭——我不接受他的道歉！”
我扭头就走。
想起这位×站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为什么对那位同志表示的歉意如此不领情呢？正因为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我才对他的行为感到伤心。他也属于建委的“老人”，我们不但在单位里关系融洽，平时私下里两家交往也是非常密切的。
然而，令人感慨的就在这里，当李山林定了“调”：一定要查出郭光允的问题时，这位好朋友平时友善的表情不见了，变得冷漠而陌生。查定额站的账，扣押账本迟迟不返还，我这个站已经没法运转。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他打电话，跟他商量是否能把账本发还给我，因为税务局的同志催了我好多遍，再拿不出账本就要罚款了。
我是为工作上的事找他，而且口气仍像过去那样亲近随和。
不知他是存心表现他同我早已“划清界限”，还是我的哪句话惹恼了他，他突然翻了脸，严厉地斥责我：
“郭光允！你跟我讲话嘴上有点准头行不行？完全是胡说八道！谁扣了你两个月的账本？啊？”
我也火了：“你给我把嘴放干净点！谁胡说八道啦？账本你扣了我多少天，我有记录！你想抵赖？那不成！”
……
我在本书中曾经写过，我不愿意诉说给读者那些令人不快的故事，倒是书中那些“走马灯”式上台表演的一个个不幸的灵魂，倒是我们应该多多加以关注的。
以前关系这么亲密的一个同志，为李山林的封官许愿，就这么作践我！
我断然拒绝了他的“道歉”，说起来也是书生意气，是感情受创伤的一种反应。
在我获初步平反后，我对在这个事件中的人和事，思绪也渐渐变得平和。
有人问我：“那些害过你的人，你现在还恨他们吗？”
也有人问我：“现在，有关部门也承认，当年整你是整错了，那么，介入这些事的那些人，包括那些直接伤害你的人，你是怎样一个态度？你希望有人忏悔吗？”
香港一个记者也跟我谈到“宽恕”这个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虽然我也敏感，但没有西方电影里那种高级的“感情”，我又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一名党员。我不笃信宗教，对那种博爱式的“宽恕”我是学不来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中，除了极个别的人托人带话表达内疚之情外，没有人对我表示过愧疚之情，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地表达“宽恕”之意呢？
我在猜想，现在包括程维高本人，可能傲气和霸气还没有彻底被打消，依照这种人的思想情感逻辑，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改革家”，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其实程维高并不是没有认错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在电视上他说：“我这个人，工作方式不太好。”可接下来的话是：“老了，改不过来了。”这个人啊，“认错”是假话，“改不过来”才是真实心理。如果他现在还是这样一种心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也不太习惯“忏悔”这个词，觉得有点文绉绉的。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工作有失误就检讨，即使时间证明了当时自己执行的是个错误的东西，那责任也不是自己的，连检讨都不必做，何来“忏悔”？所以，“忏悔”与“宽恕”相辅相成，没有前提，也就不存在宽恕这个命题。
如果非要讲宽恕的话，我就宽恕我自己吧：这么多年来，我让全家陪我度过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疼爱我的老人去世前，我甚至没有在病床边守过一天，我的孙子孙女，我没有给他们辅导过一天功课。有时候身体不好心烦意乱的时候，我还对我那相濡以沫的老伴使脸色……
第四部给孩子的一封信（1）
平反以后，我去祭奠过两个地方。
2003年11月初，我受湖南卫视邀请去长沙参加一个嘉宾节目。
在长沙逗留期间，热情的主持人邀请我和老伴去游览了潇湘大地的美丽风光。
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著名的岳麓山。岳麓山虽不高，但树木葱茏，景色宜人。主持人请我游览岳麓山，是有特别用意的。
我在这里，有幸瞻仰到著名的蔡锷将军的墓地。
我多次说过：在我锒铛入狱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蔡锷将军。
蔡锷将军的坟修筑得非常俭朴，这位叱咤风云的护国运动的发起人，不畏强暴反抗专制，书写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我在蔡锷坟前肃立，感触良久。虽然蔡将军的陵碑上刻满了民国名人、各省督军的碑文，然而蔡锷将军为民众所景仰，不在于那些琳琅满目的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在于他当袁世凯搞倒行逆施、各地的权贵人物纷纷“推戴”、“劝进”的时候，惟独他冷眼旁观，隐忍不发，靠着智慧摆脱袁贼控制，在西南高举护国义旗，讨伐袁贼，再造共和。
我以前只知蔡锷很年轻，看到碑文才知，他居然是这么年轻，死时才34岁。他的人生是短暂的，但他的生命却是完美的。
从长沙回石家庄，我又返回蠡县，给父母大人上坟。
我绕着坟头慢行，回想着40多年前跟父亲见的最后一面：在郭家的老屋里，在油灯下，长辈们在商议给我凑上大学的路费，父亲在炕上坐着，垂着头，我永远不能忘记当时他的模样，他目光呆呆的，佝偻着上身，裤管里伸出裸露的腿像麻杆一样细……
在那些日子里，我追念着逝去的生命，想到了自己。
我也想到了未来。
一位初中学生来信给我写道——
敬爱的郭爷爷：
你好！
过去，我知道“文革”有冤假错案，那个时候好人受原（冤）屈，挨打批斗，自杀的逼疯的都有。可是，看了你的事迹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难（能）平静。我们老师给我们念你的报告（疑是“报道”——作者），说监狱里还有你这样的（受）冤枉的人，有些人虽然没有进监（狱），但因为反应（映）领导的问题，被下了岗，连肉都没得吃，还有孙志强（应是“孙志刚”）案件，没有犯法确（却）被打死了，大学刚毕业，生命确（却）被葬送了。还有反腐败，报纸上天天反，但我们班××他爸是副区长，家里确（却）好有钱，××每逢暑寒假结束，都要跟我们显（炫）耀他跟爸妈去了什么新马泰，××收的压岁钱比我爸爸一年的工资还多。
亲爱的郭爷爷，你是一个大好人，美国有首曲子名叫《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大好人》，选举的时候，到处都放这个曲子，在美国，好人都很光荣，选民都投他的票。在我们这里，好人确（却）很穷，我爸爸就是个好人，但我妈妈确（却）骂他是个没用的人，他挣的钱还没有我同学的压岁钱多。
电视上看到你哭了，我和妈妈都哭了。他们打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疼吧？他们吓唬你，你也很害怕吧？可是你胜利了，老师对我们说：你靠的是毅力。学习要靠毅力，反腐败也要靠毅力。亲爱的郭爷爷，我写这封信还有一个要求，你过来一下，把我们同学的爸爸告一下，程维高这么大的官你都告倒了，那个副区长你更不在话下了……
这位小同学的来信是许许多多的来信中的一封，虽然稚嫩，却涉及到一些相当深的问题：
孩子们纯真的心中，只知道“文革”是个制造冤案的年代，然而殊不料这种触目惊心的不公正还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是他们感到十分不安的。孩子不懂得像大人那样分析问题，把孙志刚案这样的同“打击报复”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摆在一起谈，这是我难以回答的。但是，孩子把那些不好的事归在一起说，也是正确的。坏人坏事与好人好事，应该如何对待，老师已经教了他们，那就是好人好事应该表扬，坏人坏事应该谴责，并应得到惩罚。而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事倒过来了，这是孩子们感到不安的。过去有句老话叫“老实人受欺凌，贪官污吏吃小鸡”，那是说的旧时代，是权力不在人民手中的年代里老百姓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通俗形象的说法。而现在，权力到了人民的手里，国家在富强，历史在进步，可事物的发展又是曲折的。坏人贪官借“人民”的名义干坏事，这是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所不能理解的。孩子说如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在蒙冤，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领导的问题挨整，这是听大人说的，不是他看到的。然而，腐败之风蔓延到班级上（副区长的儿子出国，收巨额红包），却是孩子明亮的眼睛亲眼所见，副区长儿子抖落出来的事情虽不能简单定性为犯罪，但他如果真的那么干至少是腐化，我们怎么跟孩子解释这个事？报纸、电视上报道出来的打击报复案，让孩子感到难过，感到失望，在孩子的心目中，学习委员是班级中的小干部，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大概已经是比较“大”的干部了，孩子们有这个比较，他们就会想像，那些真正的国家干部，那些县长、市长乃至省长、省委书记级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