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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系着围裙，跑上跑下地抹桌子；我想吆喝一群肩膀上搭着白毛巾的小二，我想对所有人说：“客官，吃饭还是住宿？”我想知道更多稀奇的故事。
古代的旅馆里容易发生故事。我猜是因为古代的旅馆房间没有门的关系。每个门框上只挂一张帘子，一掀帘子就可以看到别人的隐私。我怀疑古代的专栏作家就常年住在旅馆里找材料。他们在旅馆里到处乱窜，掀开每个房间的帘子：“哎呀，妹子你怎么哭了，给我讲讲吧。”“哎呀，请问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呀？”
古代的旅馆房间，也有很多是几个人同住的。一些失眠症患者兼好奇心很强的人，会在夜里观察另一张床上睡着的那个人，看他们晚上会不会变成一直鲤鱼，或者起码是说说梦话什么的。
经营古代的旅店，最容易接触名人。如果古代旅店也搞“名人壁”，那么每家旅店的墙上，名人的黑白照都会挂得满满当当。古代经常出门的（不包括讨饭的和经商的），就是那些即将成为名人的人——事实上，他们最终都成了名人。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常年住旅馆的人。有一天他在旅馆里弹琴唱歌，有个黑衣服的人，站在他面前呆呆地看着他，然后孔子就开始尖叫起来了。睡在他旁边的子路赶紧爬起来，把那个黑衣服人的人引到外面，和他搏斗，把那人打倒在地上，那人竟然是一条大鳀鱼，长九尺多。还有美声歌唱家韩娥，沿路卖唱，在客栈住宿时，总是有人撩开帘子踏进她的屋子来“辱”她一顿——“辱”的意思，我理解是性骚扰。她难过地带着哭腔唱歌。整个乡里的老老少少都跑到旅店里贴着墙壁听她唱歌。还有李白，只要确定他到了某地，直接去旅馆里找， 十有八九找得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致富并加入一个神奇的故事，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好梦想。
我以为我古装男装会好看，但不会，因为我缺一顶帽子，不是塑料花，而是真正的帽子。古代只有罪犯不带帽子，摘掉他们的帽子，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甩辫子甩到头晕，而且是让他们的头发失去控制，披头散发很狼狈。另外，除去帽子的人，明显地比平时矮上一大截。
看某个人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他的帽子，所以用帽子来区别身份是最直观的方法。老百姓都戴着没有檐的平顶方帽子，在我的想象里就像空姐的帽子，这就是“平头老百姓”的出处。听到有人敲门，不必慌忙开门，只需看看窗户，看那个人的帽子是否高到可以看见，就可以决定见不见这个人了。
皇帝的帽子是特殊的帽子，但是皇帝在帽子方面待遇很差， 因为没有人敢提议给皇帝换新式样的帽子。有一年，最流行的纱是轻薄凉快的浙江纱，所有人的帽子都是用浙江纱做的，只有皇帝的帽子还是用去年流行的闷热北京纱做的，全城的人都笑皇帝的帽子老土。
有一天，唐玄宗坐在楼上，看见楼下有个人喊：“修帽子咯！修帽子咯！”他就朝楼下喊：“修帽子的！我的天平帽（皇帝戴的帽子）坏了，你能修吧？”修帽子的一边说“可以可以”，一边咚咚地跑上楼。修完了以后递给唐玄宗，唐玄宗看了一下全是补丁和钉子的帽子，说：“算了，这个帽子给你吧，反正我帽子也很多。”补帽子的跪在地上发抖，不敢接受。唐玄宗说：“你在半夜的时候关上门偷偷戴着玩，没人会发现的。”
帽子还有一些特殊用途，但不是什么好用途。楚灵王是王子，从某个会议上回到楚国，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生病，他就去探病。他一边轻拍病人的手，一边解下自己的缨带，缨带比较长，从帽子上绕到的脖子下面一系，把帽子固定住。楚灵王把缨带绕在继承人的脖子上，使劲一拉，勒死了他，然后戴上帽子若无其事地走了。不知道这事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在我看来他完全掩盖了犯罪证据。
我放学的路上，看到一个矮秃子和人说话，别人吐的气把他的头发吹得一飘一飘的，他犹豫着抚平头发这个动作是否太明显。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现在的帽子只是为了盖住天灵盖露出来的头皮吧？
古代的男人，并不认真做菜，他们要么擅长烹饪婴儿，比如易牙；要么把治国和做汤结合在一起，比如伊尹。古代有很多女名厨，因为地位低，大多没有留名。能够留名的，必须给诗人做饭，将诗人别墅的景点拼成菜；或者给作家做饭，作家顺便在书上加了“美食”一章，把自己的午餐写上；或者皇帝下馆子的时候吃过一嘴，亲自推荐“陈家娘子烧的鲤鱼，好吃”。
古代的名女人真正会煮菜的很少，家里一般有个管做饭的“厨婢”。主妇们只用常年坐在床沿上假装缝一件衣服就行了。
倒是在民间，请不起厨娘和下不起馆子的人家，很流行“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的名言。唐代有本叫做《集异集》的书，写岭南人不管贫富，嫁女儿之前训练她们，从来不教她们针线活，而是教得她们耍菜刀，擅长用醋、盐。会腌菜和能腌鱼、糟鱼的，就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女儿。那儿的夸自己的女儿都说：“我女儿针都不会拿，但是让她整治水蛇、黄鳝，那是一条比一条做得好。”
董小宛是个特殊的著名的抓胃者。她本来不是个厨师，是个名妓，据我所知，她没有什么在妓院厨房打杂的经历。她是在从良嫁给冒辟疆之后，才变得信仰“要使老公不外遇，一年就要做三百六十五桌菜”的。冒辟疆喜欢吃甜食、海鲜和腊制的食品，她知道了以后，就天天给她老公做这几样，还自己酿酒给冒辟疆喝。
她每天都打电话给其他主妇，问有什么最流行的风味，然后自己按照老公的口味改造一遍。我很喜欢吃的虎皮肉就是她发明的。还有很多种甜而不腻的酥糖，也是她发明的，我真的想看看她老公的牙齿烂成什么样子了。董小宛死了以后，她老公怀念她，说“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做糖，酿酒，泡茶，做香料，做扇子了”。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一个老婆一生最大程度的肯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抓胃的工作，必须亲自抓，才最有效果。
选女婿通常发生在女方的条件比男方好的情况下，母系氏族社会选女婿的传统就开始了。那时候，男生地位远远不如女生，不是“嫁女儿”，而是“娶女婿”，婚礼的一切费用都由女方家里出，请的宾客也都是女方的，他们一块积累下来的贝壳也都属于女方财产，生下的小孩也归女方。所以男生们在整个婚姻中就提供一下精子，维持各个部落的人口平衡就行了。传言说，那时丈夫死了以后，如果表现得好，就可以和老婆葬在一块儿；要是表现不好，就把你的尸体送回你老家——其实就是变相地休掉老公。
古代名媛的爹——就是星爸，压力是很大的，嫁得不好，不仅女儿要埋怨，社会上也会议论纷纷。女婿也生气，因为被别人暗地里说成是牛粪，上面插朵鲜花。
选女婿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尧帝。尧帝有一对姐妹花女儿，就是娥皇和女英，他想通过招舜作女婿来笼络东方的夷人。他一直观察着舜，看他值不值得信任，他一直观察舜直到舜三十多岁，有一天舜悲从中来，边哭边唱：“我有想个家，我保证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涉彼历山兮崔嵬，有鸟翔兮高飞……）。”他才正式批准舜入赘。
尧帝当时除了舜，没有其他的女婿候选人，没有可以比较的，所以这个女婿挑得没有压力。
在挑女婿上注入心血最多的是蔡邑，老蔡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写“十八个茄子”（《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蔡邑把蔡文姬许诺给每个他赏识的人，这个过程一般进行在酒席中，以“要是小女有幸嫁给大侠就好了，哈哈哈……”为标志，然后看看他们中间哪个有出息，就把女儿嫁给谁。他排除了很多没有出息的大侠，选了一个叫卫仲道的，卫先生家里很富，长得也行，属于稳妥不冒险的选择。但蔡文姬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7岁的时候，就做了寡妇。她一生嫁过三个丈夫，而古代女人嫁两个丈夫，就是极限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每个爸爸都是星爸。
（结束语）
蒋方舟
在我混沌的脑袋中，想象历史上有趣的人被遗忘的过程——犹如《西游记》中的收妖壶，在“历史”叫了他们的名字之后，应了一声，就被稀里糊涂地收进壶里，被搅成了糊糊，面目都不清了。我像童话《渔夫和魔鬼》里的渔夫，我把他们放出来，甩甩晒干，为他们画上面孔。我想帮助历史上那些有趣的人拒绝遗忘。自愿遗忘是幸福的，但被人遗忘是不幸的。
历史是我从前没有关注过的领域，我以为这会非常艰难。但是，没想到《邪童正史》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无痛写作，原先以为的关卡都没有构成障碍。材料的来源一部分来自正史，大部分来自古代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相对民间，相对真实，相对趣味的。而文言文的阅读也不构成障碍，翻译工作也没有我想象得艰巨，例如：“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我大可以翻译为：“屋子里的宫女多，穿的衣服露肉肉。”
写每一个历史人物，我都等于跟他们交流一番，可以和大量的聪明人（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漂亮人）交流，简直让我觉得奢侈。历史不全是吃人史、淫乱史、权谋史，历史是凌乱的，却不是不堪的。
写《邪童正史》对我的意义很大，不只是让我学文言文的时候，兴奋地告诉同桌作者的八卦：“他专程到某某家参观歌妓”，致使老师不得不打断我，而且还是我小蹭步地向大师们靠近的过程。有时还可以和大师不期而遇。原谅我大言不惭地说：科林威尔逊（美国哲学家）曾经说过“真正的自由感是内心的自由。”我在《不用你赎我》这篇文章中也写过“内心自由是大自由”；卡夫卡写过关于口哨艺术家的短篇小说，我几乎要戳着自己的鼻尖喊：“我也写过！”写《邪童正史》迫使我关注人文，关注智慧，关注古人所说的“道”。
谢谢《新京报》让我有了这么愉快的写作过程，谢谢看我专栏的读者。《邪童正史》的专栏结束了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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