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晌以后，他们到了子午镇的东街口。墙院还是旧墙院，堤过上的柳树高密了。乡亲还是旧乡亲，子午镇的男女老幼都集在十字街口的广场上。
用碾场的碌碡支着台板，搭起来的席棚里，挂着宽大鲜红的幕布。它不像是庙会演戏，台上没有锣鼓胡琴的响动，台下没有各种叫卖的嘈杂。在席棚附近是严肃的、紧张的，好像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情。
一进街口，两个背枪的青年民兵，就把吴大印拦住了，虽然吴大印笑着说这里就是他的家，并且还能指着叫出一个民兵的小名，知道他是谁家的孩子。可是因为他身上带来的过多的风尘，身后女人的远方打扮和外路口音，使得两个青年查问得越发紧了。
十字街口的席棚那里，有人在讲话，尖利又带些娇嫩的声音，传到村外来了，吴大印望见那里，是一个女孩子站在台上。
“那讲话的不是春儿？”他对两个青年民兵说，“我就是她爹！”
两个民兵才好像想了起来。一个民兵带他们到会场上去，在路上，这个青年也不肯安静，不住的用鞋尖踢着道沟边上的土块，说：“走这么远路，怎么你就不开个路条呢？”
“没有路条，我能从关外飞回来？”吴大印兴奋的说，“到了自己家门，我就该是活路条，谁知道碰上了你们两个年轻的，偏不认识我，论乡亲辈儿，你该跟我叫爷爷呢！”“咳！”青年民兵一拧身子，把枪枝换到另一个肩膀上说，“你就算我的亲爷爷，出外这些年，回来也要查问查问哩！你们先在这里站一站，不要搅乱了会常等妇女主任讲完了话，我再去给你通报。”
吴大印和女人只好靠着墙站祝他提着脚跟，望着自己的女儿，想听听她在白话什么。
“妇女同志们，”春儿在台上正讲的高兴，“今天这个大会，是个选举会，选举村长和村政权委员们的大会。我们选举的村长，是抗日的村长，是坚决抗日的人，是誓死不当汉奸的人。选他出来，好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妇女，在过去不能参加选举，就是穷门小户的男人，也不能参加选举。过去的村长，都是几个人唧咕成的，他们财大气粗，可是不给老百姓办事。今天参加选举，是我们妇女的权利提高了，我们绝对不能马虎，要在心里过一下，看谁抗日坚决，就选举谁！”
春儿讲完话，就退到后面去。这一回站到台前来的是老常。老常在台前这一站的姿势，引起了吴大印一段亲切的回忆：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拚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绢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的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
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
这种角色并不好当，第一要有人缘，第二要有涵养，第三要人佩服。
面对着动乱的群众，他负责的显然是临阵指挥的工作。但是今天他的老伙计来到台前，并不是为了台下挤。
台下的人正在鼓掌，人们问什么话，老常笑着解答着。吴大印等不及，他说：“我可以过去了吧？”
“还得等一等，就要选举了。”青年民兵说，“我也要去投一张票哩！”
“我们也要去投票呀，”吴大印说，“赶上了，还能放过去？
我当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参加过村长选举哩！”“你刚来，你知道选谁？”青年民兵说，‘允许不允许你投票，我还得去问问呢？”
青年民兵说着就到台那里去了。这时台下放上了几张桌子，每个桌子有一位写票的，一位监视的。工农妇青，都按小组编好，拿着票到桌子前边，轻轻说明自己要选的村长，写好了，再投进台前的票箱里去。
那个青年民兵只顾自己投票，一直没有回来。吴大印着急，自己走过去了。春儿第一个看见，从台上跳下来。吴大印说：“春儿，别的事家去再说，我要写一张票！”
群众决定让新回到家乡来的吴大印参加选举，发给了他一张票。吴大印拿着票走到写票桌跟前，写票员小声问他：“你选谁？”
“我选老常。”吴大印说。
“他的大名叫常德兴。”写票员笑着说，“你真有眼力呀！”
选举的结果：老常当选了子午镇的抗日村长。老常站到台前来，讲了话，作了抗日的动员。去年冬天，高庆山在地里和他谈话，说工人可以当村长，他当作一个笑话听。现在，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他推托，他要担负起这艰难沉重的工作。最后，他约请他的老伙计吴大印发表一点回到家来的感想。
吴大印站到台上去说他的感想。他说，他出外不久，那里就叫日本占了，农民们更不能过活。在那里很受了几年苦，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又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他只能挑选偏僻的道儿走，整整走了三个月。可也见到很多新鲜事儿，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地面上，不管是铁路两旁，平原村镇，山野森林，湖泊港汊，都有我们的游击队。凡是八路军到的地方，农民们就组织了抗日的团体，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有时看着并不相连，有时又被敌人切断，可是，它们实际上是叫一条线连接着，这就是八路军坚决抗日的主张，广泛动员人民参加抗日的政策。他知道这条线通的很远，它从陕北延安毛主席那里开始，一直通到鸭绿江岸的游击队身上。他想，这条线，现在是袭击敌人的线，动员群众的线，建立抗日政权的线；以后，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赶走日本。回到家来，看到村里的热烈的抗日气象，他要告诉大家的是：象我们这样同心协力坚决抗日的地面，是很宽广很强大的了。
他要求参加村里的抗日工作。
在他讲话的时候，人们都往台前挤，高四海和秋分也赶来了。只有田大瞎子和老蒋退到远远的地方，低着头抽起烟来，好像不爱听。这一天，春儿家里，亲人团聚。一年以来，在子午镇和五龙堂，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流散在外的，像高庆山、高翔、吴大印，全都回来了，像芒种、老温，成群结队的从村里走出抗日去了。无论是回来和出去，分离和团聚，都是存了保卫乡土、赶走日本的一片热心的。
也有那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的，像田耀武和高疤。因为他们并不保卫乡土，只知道闹磨擦，乡土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不再在他们身上寄托任何的希望了。
五十九
这天下午，秋分又给爹娘送了一小笸箩白面来。临走，叫出春儿去说：“你的好日子到了，今天晚上。”
“在哪里呀？”春儿笑着问，她的脸有些发红。
“在我们家里，吃过晚饭，你就赶快去吧！”秋分说。
“为什么在你们家里，”春儿问，“我们村里没有共产党呀？”
“眼下，因为党员还少，两个村子合着成立了一个支部。”秋分说，“看你，哪村不是一样呀，普天下的共产党还是一家人哩，别说一条河隔不开，就是国家的边界也分不开、割不断呀？”
“还要开大会吗？”春儿问，“叫我讲话不？姐姐，你告诉我，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
“从今以后，我们就是革命的同志，”秋分说，“同志的关系和姐妹不同。
它比起姐妹来，还要亲密。讲什么话，要出自你的心里，能叫别人教呀？”
春儿点了点头，姐姐走了。
春儿的心里，忽然觉着沉重起来。她想到入党不仅是高兴的事，从今天起，她是负起一种责任来了。一种重大的责任，她的生命，成了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她也要分担。她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和将来，交给了党。党就要培养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完成最光彩最高尚的任务。
她告诉爹和娘，就到五龙堂来。
天快黑了，有三片红色的云彩留在西边的天空里。遍地是庄稼，一只鸟儿衔着一条青虫，正在吐着穗子的密密的谷丛上面飞腾，里面有新出卵壳的小鸟在啾啾叫唤。棒子吐出的红绒花，鲜艳得像结婚的新娘子头上的花朵。
小道旁边的园子里，已经搭起一个新窝棚，一对年轻的夫妻，并排坐在上面，把光着的脚板垂下来，共同看守着他们那已经结成的碗口大小的甜瓜。
“开园了吗？”春儿望着他们笑着说。
“还没有，”窝棚上的媳妇说，“瓜是熟好了，就等一个有福分的人了！”
“你还没有福分吗，”春儿说，“看乐得你快钻上冒天云儿里去了。”
那丈夫轻轻推了媳妇一下，那媳妇就笑着跳下来，摘下躺在垄沟边上的一个黄皮大甜瓜，跑到春儿跟前说：“今年算赶上吉幸了，你的小嘴儿顶有福，就请你给我们开园！”
“我有什么福呀？”春儿说。
“我看准了，”那媳妇说，“你今天一定有喜事。你吃了我们这瓜，管保我们今年能做好买卖，瓜园里，不涝不旱，不闹地羊，不出虫子！”
“好吧，恭喜你小两口儿发财，”春儿接过瓜来，打开就吃，“地羊虫子是你们管着，我只管不叫日本鬼子来糟蹋你们的瓜就行了！”
“我说你是顶有用，顶能叫我们幸福的人么！”媳妇高兴的跑回窝棚里去了。
一路吃着甜瓜，春儿也很高兴，她回头望望，那一对夫妻说笑着钻到窝棚里睡觉去了。
春儿觉得脚下的土地，头上的天空，庄稼和人民，都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亲密的希望。
春儿过了河，上了堤坡，天空出现了那颗大明星。姐姐正在小屋门口等着，领她到屋里去。
炕上地下全打扫了，靠南边的小窗户，摆好一张桌子，变吉哥正装饰着他画的毛主席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窗台上。
高四海严肃的望着毛主席的画像。变吉哥安排好了，回过头来笑着说：“大伯，你知道画这张像多为难呀，遇见从延安来的人我就打听，有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后来还是庆山哥给我借来了一张，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保存的，我高兴极了，买了好纸张、好笔墨，等到晚上，老婆孩子全睡下了，我安安静静的画，整整画了三宿才成功，你们看画得怎样？”“画得好，”高四海点头说，“他在望着我们，在鼓励我们，他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的斗争，把党的事业领导到胜利。这些情景，从你的画像上，全可以看出来！”
“那样啊！”变吉哥高兴得红了脸，激动起来说，“大伯最能批评我的作品，秋分同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