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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警惕起来，我哥哥王春风的处境已十分危险。他虽是东都镇伪保长，是日伪军指定的，但那是因为我家在东都地位比较高，尤其是我父亲在镇上很有威信，让我五哥当伪保长，完全是敌人利用我家的影响，为他们办事提供方便罢了。我哥表面应付日伪军，暗中为八路军服务，他的具体职务就是鲁中军区敌工部的敌工干事。他的行动虽然十分隐蔽，但频繁接触我方地下工作人员，时间长了，很难不让敌人察觉。现在看来，我哥的行动，早就在敌人监视之下，而且已经深深地怀疑他“暗通八路”了。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龙，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捉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靠心记口述，如果遗漏重要情节，不就误了大事？更何况我不能面对面和当事人交谈分析，获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因此，不管敌人有什么“生擒小白龙计划”，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行动习惯和方式。
不过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出事了。
那时，我化装后去伪军吴化文部做工作，从临朐回来途经莱芜金水河的路上，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有点人困马乏的感觉，就在河边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休息。我刚睡下不久，通信员宋道顺急急地叫醒我说，他喂马时听到村外狗叫得很厉害，可能有什么情况。我一看时间已是凌晨4时半，狗叫的原因可能是村民早起外出干活了。但我还是立即穿起衣服，走到门前观察动静。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房子的土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接着在月光下10来个日本鬼子提着机关枪向我这边冲过来。就在我准备扣动盒子枪向敌人回击时，房子右侧沟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原来我的警卫员侯殿胜正好蹲在那里大便，听到枪声，看到日本鬼子向我冲上来，他立即开枪射击。敌人大概不知我的真实情况，打了几枪就停了下来。
乘这短暂时间，我赶紧带了侯殿胜和小宋从村子北侧悄悄出走。因为我进村时，对周围地形作过观察，村南有一个山坡，此时很可能已被敌人占据，出路已被封锁，左侧是河道，右侧是道路，而北侧是一大片高粱地。我们三人一头钻进了青纱帐。当村子里响起激烈的枪声时，我们已经安全撤离。
那天我和日本鬼子的突然遭遇，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的行踪，有目的地追捕我，还是偶然碰上了？事后一直不得而知。然而，这次行动使我感到心痛的是，我的那匹心爱的大青马被丢了，通信员小宋还因此哭过好几次。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王老倔误打特工
王老倔误打特工
郭善堂被放出来后，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有一次宪兵队长山本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情。郭善堂担心日本人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他这次来东都只想完成山本交给他的任务。到了东都数天，没有接触我哥王春风。每天晚上，他在寨墙上来回走动。他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叫王老倔，与我同宗，小我两辈，叫我“六爷”。他认识郭善堂，知道他是日本特务和汉奸。一天深夜，他起床出屋小便，看到郭善堂还在寨墙上走动，留着分头，穿着长袍的身影十分清楚。像所有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没有良心，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特务的人充满仇恨。他回家拿了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而郭善堂以为他在寨墙上拣粪，并不在意。此时，王老倔胸中燃起怒火，决定要亲手惩治这个日本特务和汉奸，他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见郭善堂头上血流如注，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以为他死了。王老倔卸下了郭善堂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这次郭善堂可能真的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苏醒过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头上两个洞还在不断向外冒血。他知道自己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看到郭善堂这个样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把他背到土地庙，又立即到区公所叫来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区公所。我哥用朱砂拌白酒给郭善堂喝了下去，又擦洗了头上的伤口，血就止住不流了。
此时天已渐亮，区长打电话给张庄煤矿宪兵队长大出。大出如临大敌，立即赶到区公所，不分青红皂白，给区长一顿耳光，并下令要区长尽快找到凶手，否则撤职查办。大出断定这是八路军派人干的。他慰问了郭善堂，又把他送到张庄煤矿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要抓的刺杀郭善堂的凶手当然没有抓到，此时王老倔已经参加八路军了。
借“刀”锄奸和营救战友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那个向宪兵队告发郭善堂的汉奸，被戴上诬告罪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自首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他和妇联的一个女同志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便心怀不满，不辞而别，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暴露了大量党的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刘根明叛变投敌，日本人如获至宝，郭善堂在山本面前说，要当心共产党搞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没有证据，山本不会完全相信郭善堂说的是否实情。
一天，在泰安城东15华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他们看看那信上写的内容：
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
王芳
某月某日
郭善堂让他的弟兄把信送给宪兵队。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经不起宪兵队的刑罚，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
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立即向他报告。
刘根明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后悔自己叛变投敌。想起在革命队伍里，虽然生活艰苦，但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同志们对他很亲热。如今在日本人手里，过着如此屈辱的日子，思来想去，真是后悔莫及，就向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又如，时任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部长的武思平，是鲁中军区先遣大队长武中奇的弟弟。一次到济南联系工作，不幸被泺源公馆的特务捕获。敌人动用了所有刑罚，他始终咬紧牙关，只说自己是军区后勤部采购员，是来济南采购物资的，绝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见用硬的不行，又用软的。
郭善堂也参加了对武思平的劝说工作，并与他暗中沟通，为了麻痹敌人，里应外合，逃出虎口，武思平假装回心转意，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到济南集贸市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几次下来，日本人虽然没有收获，但跟随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一天，武思平照常外出指认八路军采购员，乘敌人不备，迅速逃离。待特务反应过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到处找人不见踪影时，立即向泺源公馆武山报告，通知铁路沿线军警配合行动，但却没有结果。武思平早就在我们的接应下，顺利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部队。
郭善堂在日本投降后回到部队。他回队时急于先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亲，当时村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