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谈会上我听取了一些地方的发言后，作了《当前侦察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过关”》的讲话。我首先讲了我省隐蔽斗争的现状，肯定了成绩，着重指出：从地、市、县公安局领导而言，知道敌情起了重大变化和自己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却不清楚怎样才能够“过关”，较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畏难、急躁情绪，如有的局长反映“旧的一套可以去掉，新的一套还未学会”，对“过关”处于无措可施的茫然状态。侦察工作上和侦察干部中又出现：一是滋长麻痹情绪，看不到敌人，“前线无战事”，不认真钻研业务，缺乏经常分析掌握敌情动向；二是不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存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简单化的工作作风和急于求成、避难就易的错误思想；三是片面理解“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对待具体案件指导上不能权衡利弊得失；四是过多地强调侦察工作的特殊性，存在着与党的群众路线相悖的那种孤立主义、神秘主义错误。
我讲了侦察工作的现状后，提出公安机关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会和提高同隐藏很深的、比较厉害的间谍特务作斗争的一套本领，“过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强调侦察工作“过关”，必须切实贯彻党委绝对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要树立全局观念、“一盘棋”的思想，克服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要重视情报工作，千方百计地广辟情报来源，就侦察工作讲，没有情报就谈不上侦察，而没有深入的缜密的侦察调查，又发现不了敌人；要适应隐蔽斗争所需要的业务、技术建设，切实调整充实、训练提高侦察队伍。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要求到会同志集思广益，进行讨论。
经过大家广泛的讨论，最后议定了侦察工作“过关”的六条标准：
一、健全和合理地组织与使用侦察力量，培养与保持了一批懂政策法律、懂业务、能搞得赢敌人的侦察干部。
二、对当前总的敌情有了正确的理解，对自己工作所属范围内的具体斗争方向有了明确的认识，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与特点。
三、在所属工作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建立了科学的材料管理制度，把反革命分子及其社会基础和其他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分子放在我视线之内，为专案侦察不断开辟线索来源。
四、根据客观敌情的需要与主观力量的可能，建设了一支相应的情工队伍，建设了必要的侦察手段，并能熟练地使用这些手段。
五、对已立案的专案，实行了专人专办，并能分清主次，积极进攻，适时破案，打击敌人，建设自己。
六、侦察工作与民警治安及其他手段已密切地结合，形成总体作战体制。
传达贯彻第六次全国、全省公安会议精神之后，浙江隐蔽斗争的侦察工作，可以说上了一个台阶，各级党委也非常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了这条战线的工作。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反间侦察战果辉煌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将骆止正、傅乃理两人的秘密工作关系转到杭州市军管会。5月10日，李丰平和我一起接见了骆、傅两人。11日晚，我又到林司后骆止正家，会见了骆止正、傅乃理，以及王文镕、郑刚公、楼武佐、陈洪起。我肯定了他们解放前在敌工工作中作出的贡献，要求他们继续在秘密斗争中发挥作用，布置了搜集敌情的任务，为摧毁敌特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努力。他们6人不仅是杭州公安，也可以说是浙江公安战线最早的一支隐蔽力量。这6位同志来自敌人营垒或长期与敌人打交道，熟悉敌人营垒情况，了解敌人脾性，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在配合我们反间谍侦察工作方面，长期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常人所不能及。
一、以特治特，摧毁潜特组织
1９49年9月初，我们从情报中获悉，伪浙江省主席周嵒撤逃至舟山后纠集毛森和“内调局”特务骨干以及伪军政官员，于7月7日在定海宣布成立“浙北行署”，妄图利用“军、政、特”三位一体形式在浙北地区建立“地下政权”，并已开始有计划地向杭州和浙北地区派遣伪县长、专员。李丰平同志和我立即听取侦察处汇报，布置立案侦察，要求把这个“浙北行署”搞个水落石出。
不久，骆止正、陈洪起先后发现与“浙北行署”案有关的潜特郑昴林线索。我指派侦察处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率侦察员立即去密捕郑昴林。郑是浙江金华人，1934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军事教官、临安县自卫大队长。1944年结识毛森，参加“军统”，先后任中美合作所金（华）兰（溪）混合组上校组长、“军统”东南特区苏南站上校站长。1948年受汤恩伯、毛森之命，任浙江省八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戡乱团”团长。周喦组建的“浙北行署”，妄图在嘉兴、杭县、於潜、建德、兰溪、吴兴建立6个联防指挥部，开辟“游击根据地”，以“潜伏”、“破坏”、“反攻”三部曲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郑昴林被任命为“浙北行署”杭州区专员兼杭州市市长、“反共救国军”杭州区总指挥。郑带了三部电台，从定海潜来杭州。
郑昴林不愧是个老牌特务，在密捕时，问丛鹭丹：“我这块木头还有用否？”
丛鹭丹回答：“不仅有用，还大有用处呢。”
郑昴林密捕后，我很快见了他，阐明了我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态度。经过教育，他很快交代问题，表示要认罪归正。当时顺线破获了毛森系特务案件10余起，逮捕重要特务20余人，其中包括毛森系特务黄福林、伍柳青、牛福，以及潜伏组织“浙北行署”主任吕师扬、副主任陈重，湖州区专员兼长兴县县长杨振，“中统”浙室科长、“浙北行署”吴兴县县长张子海，武康县县长毛信良等。“中统”浙室股长、“浙北行署”杭县县长祝育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我自首。
郑昴林不仅在摧毁“浙北行署”匪特组织、挖掘毛森系特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那时起，在对付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丰富多彩的活剧。
这里再讲讲王文镕。1949年10月初，王文镕得悉“保密局”浙江站副站长章微寒和勤务兵卞金海等，躲藏在兰溪山区丁谷（“保密局”浙江站直属通讯员、浙江保安司令部游击支队司令）匪部，即通过卞金海做章工作。10月6日，卞金海只身来到杭州和王文镕联络，王将情况报告我。我当即决定要王文镕陪同，亲自与卞金海见面，我向卞阐明政策，晓以利害，并派市公安局侦察干部何志舒同王文镕、卞金海到金华接应章微寒回到杭州来自首。章的自首，震撼了一大批特务。经章联络和说服，先后有“保密局”浙江站学运组组长朱文友、浙江站公开第四组组员、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吴容照、浙江站原副站长张廷芳等向我投案自首。
章微寒也劝说匪首丁谷自首，丁表示可以在兰溪马涧向我自首，还交出一部分枪支，但章未能发现丁是有计划的假自首。在审查中，丁谷的阴谋伎俩终究逃不过我们的高度警惕，遂将其逮捕归案。
章微寒交代了浙江站组织人事、潜伏组台、应变计划，以及“军统”少将特务魏仲连“走中共路线”的应变计划，我将魏捕获。章微寒是我们争取国民党高级特工成功的一个范例，他向我们提供了对侦破工作十分重要的材料。他后来担任了浙江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擒获匪特首领（1）
二、将计就计，擒获匪特首领
1949年11月，毛森和周嵒联手派遣的武装匪特“浙南行署反共自卫队”第二支队司令蒋芝麟进入杭州，与“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派遣潜入的林士彦接上关系，但蒋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林士彦已为我公安机关控制使用。蒋与林一见面，就与林密谋分三步走计划，决心与共产党展开长期斗争。三步计划是：第一步向共产党假自首，争取立足；第二步交出部分枪械，立功取信；第三步秘密组织力量，见机行动。蒋芝麟选择向杭州市公安局假自首。
我们将计就计，决定由林士彦牵线，把情报科副科长丛鹭丹以军管会“处长”名义介绍给蒋芝麟。林对蒋说：“这位丛先生是‘保密局’潜伏人员，现已获得杭州市军管会处长职位，来头不小。”蒋从丛鹭丹的外表、谈吐等方面看不出破绽，便和盘托出当前处境和三步走计划。蒋于11月1日写了份“立功赎罪计划”，向杭州市公安局办理了投案自首的手续后，立即回东阳、磐安等地搜罗旧部。
12月5日，蒋在东阳县斗鸡岩秘密召集旧部开应变会。宣称：“在杭州已找到了靠山，‘内调局’的、‘保密局’的都支持我们，鉴于目前困境，‘上峰’要我们假投降，争取合法，保存实力。要付出一点代价，做出点样子，要缴一点武器，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人投心不投，日后各位自有好处。”应变会后，各路部属纷纷办理“自新”。
蒋从东阳回杭州，实施第三步计划，打着劝降其他武装特务的幌子，网络匪特，封官委职。蒋自任司令，副司令郑儒，参谋长仇杰华，副官主任史中人，第一支队长郑儒兼，第二支队长骆旭如，第三支队长王子辉，行动总队长章成，人民服务总队长陈秉瑶。蒋向“丛处长”汇报后，丛表示立即汇报“上峰”。
经我们研究，数天后又派丛鹭丹告蒋：“‘保密局’同意按提出的名单委任。”蒋得意忘形。再过数天，案情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决定，调虎离山，一网打尽。由丛通知林士彦转告蒋芝麟：“‘保密局’将派要员来杭州，找各支队长谈话，当面了解，检查成绩，面授机宜，给予番号。”蒋传令后，除老奸巨猾的“保密局”骨干特务、第三支队长王子辉先派一名大队长、“中统”特务倪锦标前来探听虚实外，其他全部准时到杭州。丛在林士彦陪同下，与他们见面，分析形势，侃侃而谈，他们深信不疑。
1950年1月12日，林士彦传达了“丛先生”指令，要各支队长晚上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取指示，不得惊动周围。他们准时到达后，实已成“瓮中之鳖”，蒋芝麟等6名匪特首领束手就擒。
“中统”特务林士彦，浙江分水县（今属桐庐县）人，国民党中央军校17期学生，苏北如皋战役中为我俘虏，教育释放。林又回到国民党四十九军，曾秘密组织“反内战大同盟”。事后被通缉而逃回原籍，适逢“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在老家分水县竞选“国大代表”，经人介绍投靠俞嘉庸，成了“中统”浙江省室调查员，1949年初受俞的单线布置打入由中共金萧工委领导的“团结进步社”革命组织。俞根据林的密报，于4月12日，逮捕了该社23名革命青年，其中2名是金萧工委的干部。4月26日，俞下令在艮山门下菩萨地方用机枪扫射被捕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