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们陪同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评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所见，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旁注眉批，写评论。毛主席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还向我们讲了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还讲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六和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是很深的。他在繁忙的岁月里，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大脑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酷爱读书的毛主席（2）
他还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所以毛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毛主席在我们浙江，视察过许多地方。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很有兴趣地听取对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里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主席勤奋读书，但不迷信书本。他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错误。
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觉察到这方面的错误，并且着手予以纠正。在这重要历史关头，1958年11月9日，毛主席在郑州写下《关于读书的建议》这一重要信件，指出：“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同志们。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①
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带头读书。毛主席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杭州住处，毛主席和一些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一起研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书。他们联系当时我国经济的实际，读一段，议一段，有分析，有批判，吸取有益的，扬弃错误的。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说，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领导人民群众闹革命、搞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后来，我陪主席散步时他又对我说，中国革命就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做到民富国强。在这期间，毛主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坚持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下，我们各级干部掀起了读这几本书的热潮，使大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碰钉子、受挫折；只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记得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党内有意义重大的读书活动。毛主席主持的读书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读书地点在杭州丁家山。对上述的几本书边读边议，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关系，我和田家英很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了有时把主席讲话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接见外宾，在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惘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毛主席接着说，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还铭记在我心中。
《王芳回忆录》 第二部分毛主席爱听京戏
毛主席爱听京戏
主席工作之余的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还有游泳，通常是在南屏游泳池，晚饭后游上个把钟点。夏天还游钱塘江。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在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在舞场上她是当然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主席的办公时间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等他处理。
主席没有什么闲暇和个人爱好，听京戏是他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这里都有。主席爱听京戏，吃饭时，我们就放上两段，还可以让他的脑子放松一下。主席极少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工夫听，也就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他是常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在杭州饭店小礼堂看过几次戏。看过小七龄童的《追韩信》。在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和婺剧的《双下山》、《吕洞宾戏牡丹》。主席还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了全国地方戏会演，还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很爱听她的老生戏。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就是坚持不上台唱戏。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他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他才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前两句台词，“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主席说，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离了洪洞监，将身来在大街前”，或者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完全对，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还是那样唱的。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也穿紫罗兰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