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店门前冷冷清清，马路上的行人也比过去少多了，还不时可以看到墙上贴满大字报，显得十分脏乱。
我被管理人员带进了一个会客室。刘馨和克美已在那里等我。5年了，相隔千里，音信全无，忽然见面，恍若梦中。克美长大了，她是抗美援朝时的1952年出生的，为了祝愿抗美援朝的胜利，故取名克美。我1968年年初离开家时，她还是一个孩子。想不到一别5年，今天才在这里见面。当年的女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很克制地含着眼泪，叫一声爸爸，双手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轻轻地哽咽着。
刘馨不住地抹着眼泪，她显得异常的憔悴和消瘦。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被送到北京关押后，紧接着刘馨也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后被送到萧山农场劳动，直到林彪爆炸后才回的家。其间，5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过着非人的生活，遭受种种磨难，在此实在难以言尽。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想知道对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特别想知道5个孩子的近况。刘馨只说还好，什么也没有说。本来性格开朗的刘馨此时变得沉默寡言。可想而知，这些年来对她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看得出她的心情十分沉重和忧虑。克美轻轻地告诉我：〃妈妈在家里天天哭，把眼睛也哭坏了，走路也看不清了。〃我想安慰她几句，但话到喉咙又哽住了。我心里明白，在这种情景下，谁也不愿再去刺痛对方已经饱受摧残的心。我们默默地坐着。能见面，这已经是我们多年来最大的愿望了。
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差。全身浮肿，转氨酶指标很高，肝脏肿大，长期失眠，不想吃东西，放风时在走廊里散步的力气也没有。几乎整日躺在床上，完全成了一个病号。但监管的干部根本不当一回事。允许我躺在床上休息，就算是最大的照顾了。
刘馨看我浮肿得这么严重，连路都走不动了，回到住地后，立即向中央写信反映。经周总理批准，我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住在战士病房，开始接受检查和治疗，身体才开始慢慢恢复过来。否则，我可能病倒在监狱里，再也走不出来了。
在住院期间，我认识了两名警卫战士，姓名我已记不清了。一名是山东人。一次他乘周围无人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你来后，我们党支部专门开了一个会，要我们和你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指导员还特别警告我，要我注意不要和你拉老乡关系。〃他还说，指导员这个人很粗暴，思想很左。我也几次见到过这位指导员，瘦矮个，走起路来身子左右摇晃着，在战士和病员面前显得不可一世的样子。这位战士还叫我千万不要和指导员顶牛，他一不高兴就要打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战士是军区警备师一团一营一连战士，入伍已3年。特点是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个性耿直，有时还要顶撞领导。他养猪、种菜、烧饭、站岗、训练样样都干得很出色，年年受表彰。就是提干提不起来，他感到很委屈，想不通。
还有一名战士是安徽人。他负责给重病号送饭，搞卫生。他做事认真细致，很少说话，整天默默地工作着。他看到我身体很虚弱，问我想吃点什么。我知道病人可以吃什么等级的伙食不是战士能定的。我说谢谢了。但当他给重病号送流质时，也送给我一碗牛奶。食堂里烧饺子时，就送给我一碗饺子。在那个感情冷漠的年代，这两位正直善良的战士对我的热心照顾，使我在精神上感到一种难得的安慰和温暖。
我恢复工作后，几次打听这两名战士的下落，但都不知道他俩现在何处。我内心一直感谢这两名可爱的战士。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妻子成了〃罪犯家属〃
1973年冬天，刘馨第二次来看我。当时正好发生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案件。和王洪文一起造反起家的祝家耀，是〃四人帮〃安插在公安部的心腹。他一定要把李震的自杀定为谋杀，以此给公安机关制造罪名，混淆视听，妄图达到〃砸烂反动公检法〃，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清障碍的政治目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形势十分紧张。此后，刘馨被告知，不准再来看我了。
我在医院住了一年，身体有了较好的恢复，自己能走动了。1974年3月又回到交通干校，住进我原来已住了5年的监房。
出院前刘馨还是十分担心我的身体，不顾上面的规定，带亚民、华民两个孩子从杭州乘火车来京看我。到北京已是晚上9点钟了。那时北京宾馆饭店很少。外出住宿难、吃饭难的问题，在北京和全国的城市都很普遍，北京更为突出。宾馆是专门给外宾住的。招待所是专门给本系统来京办事的干部职工住的，还必须凭工作证和单位介绍信，说明来京办什么事。就是这样也要提早找熟人打招呼，才能住得进。否则，不管白天黑夜，只好耐心等待了。
刘馨带着两个小孩，找到公安部招待所，已是晚上10点了，3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屋外的气温降到零下10度。在住宿登记处，她出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刘馨长期在省警卫处工作，曾任省委招待所（汪庄）负责人，介绍信上写明来京探望我。负责住宿登记的那个人看了介绍信，脸孔立刻阴沉下来，用敌视的眼光扫视一下刘馨和两小孩，冷冰冰地说：〃不行，没有地方住。〃刘馨起初还真以为客房紧张，没有空，心想今夜只好在住宿登记处的窗口前坐一夜了。此时刘馨和两个小孩还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刘馨坐下来，心想怎么让两个小孩过夜。这时，住宿登记处的那个人从里边走出来，一脸严肃地对刘馨说：〃王芳是中央决定关押审查的重要对象，有重大政治问题，他是罪犯。我们公安部招待所有规定，不能招待罪犯家属，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这些年来，刘馨对别人敌视的目光、凶狠的态度看得多了，一天半天吃不上、喝不上的日子也过惯了，并不感到意外和奇怪。而今天把她作为罪犯的家属，不让她住公安部招待所，要她马上离开这里，她忍不住火了，责问对方：〃我犯什么罪？连公安部招待所都不能住，我14岁参加革命，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警卫处工作，长期负责毛主席的生活安全，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毛主席对我们都很信任，你把我们当敌人？〃那人知道自己理亏讲不出什么理由，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关押对象的家属这里不仅不能住，连屋内也不能进。这是公安部的指示，我只是执行人，不服气，你去跟公安部领导讲，同我讲没有用。〃并蛮横地拿起刘馨随带的行李，一把将她们母子三人推出门外。
刘馨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吃过汉奸伪军的苦，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敌人面前没有屈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但是今天她忍不住哭了。她觉得实在太委屈了，在招待所门外的天井里，寒冷的星光下，她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招待所这块牌子，辛酸地止不住流泪。
她几乎忘记了寒冷。夜深了，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亚民、华民冻得直打哆嗦。刘馨带的衣服不多，只有一件棉大衣，她把两个小孩裹在大衣里，紧紧抱在怀里，好让孩子暖和一点。杭州和北京的气温，这个季节有时要相差20来度，刚从南方到北京来的人是很难适应的，更何况又是在深更半夜的露天下。刘馨后来说，那一夜真是饥寒交迫。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北京是找不到吃的地方的。她又怕两个孩子睡着了更要冻坏，一会坐在行李上，一会站起来跺跺脚，后来两只脚都失去知觉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三个人找到公安部，在高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牌子的门口等了两个小时，才允许走进接待室。接待他们的是位穿着军装的干部，他盘问了半天，在电话里和他上级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最后才在介绍信上签了同意探监的意见。
刘馨最大的痛苦是不能理解，丈夫从参加革命开始，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干了几十年公安，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突然变成了一名罪犯，自己成了一个罪犯的家属，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专了政，在公安机关门前被别人当作敌人一样来对待。她实在想不通。尤其令她难以理解的是，杭州被毛主席称作第二故乡，他一生中三四十次来杭州工作和休息，而作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直接负责毛主席来杭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经常在毛主席身边，一起吃饭、喝酒、爬山、游泳，陪同毛主席在农村考察，和他交谈，回答他各种提问。公安厅长也就成了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警卫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用一丝不苟、废寝忘食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毛主席在杭州期间，警卫工作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毫无疑问，毛主席对浙江的警卫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他不会多次、长期在杭州工作和休息。然而，今天的遭遇，使她万分疑惑，如果毛主席对王芳不信任，如果王芳是个坏人，怎么会让他长期在身边搞警卫工作呢？毛主席当时肯定王芳的话，难道是假的？这不可能。那么到底是谁视王芳为眼中钉？是谁有权决定把王芳投入大牢？那时刘馨还不大清楚这其中复杂的原因。但已隐约感觉到问题的极其严重和危险程度，她日夜担心我可能被整死在监狱里。
不知是刘馨已记不清还是不愿说，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夜里她是怎样熬过七八个小时挨到天亮的，又是怎样忍饥挨饿找到公安部，在大门前等待接见的。她说印象最深的是那块公安部的牌子。在那块高挂的牌子下面，她感触太深了，她流泪、痛苦、疑惑、愤怒，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她想得很多很多。。。。。。
时隔12年，1987年3月，中央决定我到公安部当部长。我住在5号楼，就在公安部大院东侧。刘馨就是不愿到北京来住，更不愿进公安部大门。她一看到公安部这块牌子头就发胀，像要炸开似的，痛得厉害。这也难怪她，过去的事对她刺激太大了。这也是条件反射。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毛主席解放了我（1）
毛主席解放了我
1974年10月29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把我从监房带进审讯室。与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还泡了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中央三办专案组的干部，满脸堆笑地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
我虽然坚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仍然使我激动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王芳同志〃，并使用〃您〃的尊称。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签明日子后，又写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我当时看到的只是毛主席批示的复印件，没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