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反对腐败”、“反对专制独裁”等口号。
当日，公安部注意到这一不寻常的动向，立即发出《关于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若干问题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严密掌握社会动向，妥善地做好工作，严防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制造事端。
从4月18日开始，一些高校学生借悼念之名，进行的非法活动转向政治动乱。北京有数千名学生到天安门非法游行，有些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并到人民大会堂前和中南海新华门静坐、请愿，少数学生还多次冲击新华门闹事。一些高校相继宣布成立非法学生组织。上海、西安、武汉、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到省、市人民政府门前游行示威，有些人还冲击省、市人民政府。一些大小字报、标语、传单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高校甚至出现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
有些人借公安干警、武警战士驱散冲击新华门的学生一事大肆造谣，声称发生了所谓“新华门血案”，煽动学生罢课抗议。天津、武汉等地少数学生开始到北京串联，扩大事态。而海外敌对势力电台则连篇累牍，造谣煽动。
我们发现，一些人的活动，竟直接听命于海外电台。公安部先后发出《关于预防高校学生互相串联借悼念之名煽动闹事的通知》、《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整顿中南海新华门前秩序的情况通报》、《关于部分高校学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的通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密切注意本地的社会动态，针对发生的问题及时采取对策，对学生闹事必要时可参照北京市的做法处理。
从这时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更注意他们的案头，陆续收到公安部发出的情况通报之类的重要参阅文件，他们也借助这些文件，联系当地情况，处理各种问题。情况紧急时，有的省里的负责同志就直接与我通话，沟通情况和切磋处事办法。在这非常时期，公安部起着非常作用。
为了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公安部于4月18日至21日紧急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责人和部分武警总队参谋长、省会市公安局长等。我和副部长俞雷在会上讲了话，进一步严明职责和纪律，要求为党分忧，为民解困。我强调在关键或危难时刻，我们公安机关一定要听命于党，做到一声令下，拉得出，用得上。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2日当晚，西安、长沙发生骚乱事件。西安几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冲击陕西省人民政府，一些暴徒推倒围墙，冲入省检察院、省法院，疯狂进行打砸抢烧。150多名值勤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被打伤，12辆机动车和20余间房屋被烧毁。在长沙，两所大学的部分学生冲击湖南省人民政府，并上街游行，造成交通堵塞，一些暴徒趁机在五一广场打砸交通岗楼和汽车，并洗劫了附近的20余家商店。
4月23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少数犯罪分子借机进行打砸抢烧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西安、长沙发生的情况引以高度重视，对聚众闹事、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依法处理。公安部还派出工作组赴西安了解情况，并协助处理骚乱事件。
北京少数高校学生于4月23日，成立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
4月24日，北京40所高校近6万名学生罢课。一些人到市内交通要道、繁华地段演讲、募捐，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恣意造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还在高校贴出大字报，妄图煽动工人、农民起来推翻政府。
事态越来越严重。处于第一线的公安干警受到严峻的考验。
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于4月26日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宣布该会的成立，并公开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煽动学生反对党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定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公然抵制北京市公安局于4月26日发布的关于游行示威和维护正常交通秩序的两则《通告》，继续组织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市区和天安门非法游行，中断交通，煽动罢课。
紧接着，2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通知》。通知指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高校学生竭力制造事端，扩大事态，局势发展严峻。
4月28日晚上，“北京高校学生临时联合会”的头头吾尔开希、王丹等人开会，决定将非法组织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策划继续进行对抗活动。
4月29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维护大局，维护稳定》。国务院和各部委、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分别出面和学生对话、座谈，做宣传教育工作，指出有人幕后策划煽动、挑起社会动乱，号召复课。
5月1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五四”期间高校学生游行的处置原则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劝阻非法游行，防止打砸抢烧犯罪活动，清除反动标语和大小字报。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在北京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赵紫阳在谈到中国国内局势时，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在已经出现政治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是4月23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其间，他都是同意中央的决策的。4月30日返回后，情况不同了，赵紫阳态度改变了。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放肆，煽动组织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和请愿。已经复课的广大学生重新卷入学潮。新闻舆论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
北京和各大中城市游行示威的人数越来越多，罢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首都新闻界数百人也上街游行声援。社会上谣言四起，有的十分离奇。动乱策划者通过非法组织头头提出要求：公开纠正《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错误，承认“高自联”等为合法组织，立即给《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复职等。一些人秘密串联，参加“民主沙龙”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竭力扩大事态。动乱策划者陆续拼凑“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也组织人上街游行示威。
面对严重的形势，5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当前形势和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4月中旬以来，全国近30个大中城市先后发生了高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绝大多数学生主要是出于对一些腐败现象和党政工作中的失误不满而参加游行的，但确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幕后活动，企图借机制造混乱，以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还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混水摸鱼，趁机搞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各种矛盾交织一起，情况十分复杂。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根据当地当时情况，抓紧做好各项工作，控制事态发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妥善地处理好这次事件。通知就加强对游行的管理工作和做好安全警卫工作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组织几百名学生先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其实现政治阴谋的“筹码”。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很大震动，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来声援的人从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
“高自联”头头成立了“绝食请愿指挥部”，拒绝一些领导同志的劝说，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坚持无理要求，扩大影响。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和散发传单，进行煽动。
一些外地和香港的学生也赶来参加游行。部分静坐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设置封锁线，阻塞交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王芳回忆录》 第三部分“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当时我们不了解，但公安部党组同志5月17日开会，星夜赶写了《关于尽快平息动乱几点建议的报告》。报告综述了动乱发展的严重态势，建议中央、国务院迅即召开中央、国务院、军委各部门、首都新闻单位、各高等院校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紧急会议，统一对这场动乱的性质及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并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特别要重申党纪、政纪、军纪、警纪，做好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在此基础上，采取果断措施，在北京实行局部戒严，制止动乱。
我将报告直接送交李鹏总理，总理看后说：“英雄所见略同。”并给我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已经做出的决策。
当晚，公安部发出《关于当前形势及坚决制止社会动乱的通知》。通知指出，动乱不断升级，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与工作秩序，导致人们思想上严重混乱，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全体干警、指战员要坚定信念，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严格组织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将要采取的果断措施，妥善处理这次动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通知还对各级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制止动乱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紧急呼吁：希望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希望广大同学和各界群众立即停止游行活动，再也不要对绝食活动进行所谓“声援”了。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接着讲话。他说，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完全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16款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发布告市民书。
5月20日，公安部发出《关于采取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