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真讨厌！”徐向前咒骂着河水。
“总指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康先海指着对岸说。
徐向前举起望远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战士在扯着一根绳子，几个人都围着他；好像是在做过河的准备。
“那么点绳子，能过河？”徐向前把望远镜递给了陈参谋。
不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河这边打了个手势，接着那个战士在用力甩那段只有一米多长的绳子，旋转中那绳子突然向对岸飞来。原来他们借助绳子的惯性力，扔过来一小块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捆着一张纸条。
“这绳子上有纸条！”康先海把纸条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带３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
“古有鸿雁传书，红军今有奇石传信，妙！妙！”徐向前高兴极了，忙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这张纸条也用绳子拴在小石头上甩过河去。
“飞燕”到了对岸，河两岸一片欢呼声。
彭德怀接到纸条后，高兴地挥动着大草帽，向着河对岸致意。
“通信员，把电话架过河去！”彭德怀命令。
“这河……”
“人不能过河，电线还不能过河？”彭德怀反问：“哈哈，笨蛋！我刚才怎么把信送过河去的。”
“哎呀！我明白了。”马上，通信兵隔河又投开了石头，用绳子在河面上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德怀和徐向前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
“我们一定要见面！”彭德怀对着奔腾喧嚣的河水大声喊叫。
“明天吧，黑水河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是个地名叫亦念的小村庄，那里有座铁索桥，我们在那里见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言为定，明天亦念握手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是中午，彭德怀也刚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
“徐总，前边河面上有一条溜索，我们先过去把电话架起来。”通信兵建议。
向上流望去，果然见一条绳索悬挂在河两岸，上面悬挂着一个竹编筐子。这是附近山民渡河用的常用工具。
“不必架设电话了，我一个人过去。”徐向前说着向前走去。
“不行，徐总。那太危险！”随行人员都加以阻止。
“这玩艺儿我还真没有坐过，也试试新。当地老百姓都敢坐，我们为什么不敢坐？”徐向前想与彭德怀见面心切，执意跨上了竹筐。然后，用脚向岩石上一蹬，反作用力推动着竹筐带人向对岸溜去。
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１９５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２０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１１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２００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
７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时，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并即兴渲染讲道：“南面来的这些洋鬼子，戴眼镜，修洋头，穿西装，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他们不要我们！”
“什么？”徐向前感到很惊讶。
“他们说我们政治落后是土匪主义，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概括能力很强，一口气说出这两个主义。
“这两顶大帽子我们可戴不起！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难道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徐向前在最近也风言风语听到一些传闻，现在听张国焘这么一说，也感到特别的反感和委屈。
“大概你也听到一些。其实，你对我们四方面军最了解，怎么他们一来，我们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土匪了呢？”张国焘的话似乎很伤心。
“我们四方面军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吧。这支部队从鄂豫皖的一支３００多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铁的红军队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应看到这个主流。我们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徐向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是”，情绪也有些激动。但他突然意识到张国焘的话中有话，声调也就变得低了些：“反正这对两军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国焘匆匆回茂县了，但他的话在徐向前的心中却翻起了千层浪。其实，徐向前此时脑子里的这些驱之不去的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是呀，正打着红旗闹革命的热血青年，无论是谁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土匪”时，恐怕心中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委屈和不平。只不过对身兼重任的徐向前来说，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部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无疑也被挤入这场争论的夹缝中。政治斗争的这种复杂局面，对于一直忙于以“十二万分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徐向前来说是感到很突然的，对此，他很是苦恼。徐向前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已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了。徐向前是到延安后才知此事的。
第四回 蒋介石惩处刘文辉 周恩来让权黑水寺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１０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２４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