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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人都已说过的，杨昌济的上述观点，对于盲目的“留学风”的确是一副沉实的“清凉剂”，但如果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以中统西，强调民族精神的特殊性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同性，毕竟也显得相对地狭隘了。这种对国粹文化和民族习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尊，本身并无大歧可究，然而隐藏在自觉与自尊背后的那个本位文化至上心态，那种本位文化弊端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就越加倍地掩盖，就越憎恶外来文化的社会无意识逆反心态，就值得深入地体察和剖析了。如果将杨昌济《劝学篇》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加以比较，恐怕其中可能也存在着某种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许多东西。
虽然杨昌济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都不是最高和最大的，但其新儒学体系的这三个圆圈的理论格局，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以伦理（修身）为本，然后才可启民救亡（治国），最后使天下达于精神一统，实现大同（平天下）。
杨昌济是毛泽东极为尊重和崇敬的教师，他们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后来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毛泽东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提到，杨昌济“弘通广大，最所佩服”①。３０年代与斯诺谈话时又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②更为重要的是，杨昌济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都被毛泽东直接、间接地继承、发挥和引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将会论及，此不赘述。这是毛泽东的感觉，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杨昌济也深有同感。在湖南一师教书期间，他弟子著录以百计，但却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二人。在１９１５年４月的日记中，对毛泽东出身、经历作了详细记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先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①
就在他病重临终之前，还致函友人章士钊，特意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吾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②
特殊的情感往往反映其价值观、人生观的相互一致性。在以后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稿中，杨昌济的伦理化“新儒家”的影响一再以翻版的形式反映出来，成为毛泽东早年思想和意识来源的最重要部分。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15节 “自我”与社会（1）
五四时代是反思的时代，五四思潮是人学的思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启迪蒙昧意识，清除惰性根基，进而重新发现人、分析人、理解人、解放人，成为不可抗拒的思想潮流。早已成为人们口头禅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震惊麻木和封闭的民族意识，目的是塑造中华民族的新人格和新灵魂。前者的疏导是为着创造一种开放的环境氛围，后者的提倡是为着启迪一种深沉的独醒精神。但是，“民主”与“科学”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关注的重心是那个永恒的命题：“人”。他们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痛楚、敏锐地感觉到，技术层次和制度层次都是外在的东西，中国最缺乏的是具有近代意识的人，舍此本源，技术与制度的引进和改造，形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没有国民意志的普遍觉醒，泱泱中华将永无灿烂之前程。因而，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内涵的新文化思潮，就在中国思想史上揭开了壮观的一幕。五四时期，毛泽东已是湖南学界小有名气的领袖人物之一。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曾受到五四人学精神的洗礼、熏陶和启迪，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学观念，而且初步显示出了朦胧的体系。在发生认识论和后来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角度上讲，他早年积淀下的观念和理想，对其一生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早年人学观念首先应当明确的背景和前提。另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毛泽东后来谈论“人”时，总是避免抽象的证明，也就是说他对自然人性论持否定态度。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呢？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讲过多次：
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爱剥削者的一部分。②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③
据此，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就被理解为具有浓厚火药味和冲突色彩的阶级斗争学说，从“人”的哲学命题就演化为实证性极强的政治理论。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背景，两项事实之间是有矛盾的。仅在形式逻辑的角度上推演，我们会说：既然毛泽东五四时期受到强烈的人学思潮的影响，积淀下浓厚的人学意识，那么后来否定“自然人权”论就是不可思议的；或者相反，既然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是事实，那么五四时期他就不会有明显的人学观念。但只要我们仔细、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甚至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本质就是“人”，尽管他不习惯于并有意避免在抽象的社会本体论角度上谈人，但也绝不是“张三李四”那么具体。
可想而知，一个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改造中国、拯救人民的政治哲学家（或者说政治家兼哲学家），怎么可能把“人”排斥于自己的思维视野之外呢？！换句话说，毛泽东一生都在做着“人”的工作，为着“人”而奋斗，因而他从根本上否定“人”，即使是抽象的人，在逻辑上也是难以说通的。另外，如果对“人”毫无兴趣，缺乏深刻的体悟，那么能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舞台和政治疆场上叱咤风云，运筹自如，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赞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的观点：“毛泽东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即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的生活。”①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于观念的猜测和推演，而在于史实的概括和证明。只有使人信服地说明，生活在五四时代的毛泽东同样具有强烈的人学意识，并从剖析这种独特人学意识的基本结构入手，进而把握其精神本质的主要含义，才能解释前面提及的两种背景和两项事实之间的矛盾。本文就试图截取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片段，对上述问题加以证明。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对反思五四人学思潮也是有意义的。
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毛泽东在中学读书期间是他思想积淀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课堂笔记、读书札记、私人通信和发表的文章。这些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综观毛泽东的这些精神遗产，我觉得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一部以颂扬生命为主旋律的命运交响曲，初步建构起了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人学思想体系。
与自幼生活在农家的现实环境有关，毛泽东早年十分重视人的体力；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形态是他人学思想的根本立脚点。“野蛮其体魄”，颂扬人的雄壮与健美，“生”的含义是高于一切的，成为早年毛泽东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他认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这种“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的生命意识，也可称为“文明”：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①
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有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②
显然，“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的意思无非是说：人的本质就是他自身。体魄所焕发出的力量具有本体的含义，它的充实与完美高于一切外在的东西，它既象征着事业和前程，又规定着生命的表象与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基于这种自然本能之上的生命力量，才是“至坚至真之实体”。他反复证明，“豪杰伟士”无非得益于“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这种“天之本性”当然应首先归于自然本质，生命本源具有超越万物的地位和最为深层的意义规定。毛泽东说：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冲动。③
无疑毛泽东的这种论证显示出了他自然人性论思想的端倪。自然具有自由的本性，它既不服从外力加入的道德律框，也不发生于出自良心的“义务感情”之前，自然人性的外化形式表现为内在力量的“冲动”：“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①这样，根生于物种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是不能抑制、规范和束缚的，轻蔑和扼杀它们本身就是对自然的敌视和对人性的约束，从而表现了人类自欺欺人的蒙昧与无知。用今天的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类成长的自我异化。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在人与动物之间画等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人对自身及生命的自觉和感悟。人可以“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愈明”，在进化的行程中逐渐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动物则不能。毛泽东说：
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人者，有理性之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②
因此，人与动物区别不在于生命充满活力，而在于人具有理性。这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