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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惯性是太大了，以至于数十年之后，毛泽东本人以及我们的民族仍在这份遗产中游荡、徘徊：“本我”执著表现为只承认体力支出为“劳动”，知识的价值、科学的价值被贬到了下一个层次，“自我”的升扬表现为“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道德扭曲和伦理癫狂，而“超我”的实现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价值认同中心，无人质疑，无人深究。因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几年的人学争论，难道这不也是合情合理的自然和必然吗？中国的“仁”人太多了，可就是缺乏那个意味着主体价值的大写的“人”！
（《五四与现代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19节 如何解读毛泽东（1）
本文只是对问题的假设，而不是对问题的证明。换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提出证明这些问题的若干可能性构想。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教授就曾指出：“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①这与其说是一个已被应验的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深刻难解的问题。作为一位精明且自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有诸多令人费解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他出人预料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在非常直观的层次上，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结为一位孤独老人晚年之“潜意识”心理冲动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就在这些表层“非理性”的背后，我们却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竭力追求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捍卫。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响，都不是任何挑战者可以与之匹敌的。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复杂难题。
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反映在如下几个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综合结构之中：一位精明至极的典型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绪激烈的伟大诗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强烈意志与整体民族自我折磨的实际效果扭曲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于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和终生使命；①“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超越自尊，却又在时时向人们提示自己“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要为“被人看不起”的“贱人”打抱不平；那幽默潇洒、生动活泼的语言，竟会成为僵死“社论语体”的基础模板；前现代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完善理论，反而被后现代思想家视为“解构主义”的渊源……毛泽东晚年一、再创造着悖论，给后人遗留下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问题。
显然，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复杂问题。尽管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种解释不仅不无道理，而且非常精彩，但其令人不能满足的地方则在于，相反的说法同样也可达到相同的效果。由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我们必须避免单一解释的思路而另辟蹊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放到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和长时段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而这些不同的研究层面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正是使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精神底蕴；同时，这些层面之间的抵牾、冲突、紧张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就没有什么“复杂性”可言了。最后，当我们把上面的“同一性”与“紧张性”置入一个更大、更深的历史语境之中去的时候，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可能会更清晰一些，甚至那种思想体系的根源会超越作为个体的毛泽东自身，成为近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标志性里程碑。
这里，我们尝试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行为划分为“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心理动机”和“历史情境”四个角度的研究层面，最后尝试用“症候阅读法”对其进行初步的解读。
在“政治事件”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二十七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七十多次，平均每年二点五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十倍。①毋庸赘言，密节奏、高频率的集体动员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社会政治整合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旋涡中的核心运动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能被清晰把握住的基本线索？
就其大端而言，建国初期的“理论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显然是论证和普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使人们在政治意识的深层次得到统一。但自那以后，政治运动开始复杂化，大致可看出几个明显的波段：第一，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党内就产生了意见分歧；紧接着１９５６年的“党内整风”并连带引发了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应当说，“党内整风”是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党内分歧而来的，而恭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本意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后果却反而招来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第二，当“反右”运动平息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再次“向自然开战”。运动后期党内再次出现分歧，于是爆发了“庐山会议”。以后是“中苏论战”，“修正主义”被提上政治议程。第三，１９６２年的“四清”运动普遍波及党的基层组织，社会“新阶级”的概念被提出。第四，是１９６６年开始“文革”，矛头直指被定义为“党内走资派”的高级领导层。
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研究历次政治运动的主题、节奏和频率，我们可以模糊地感觉到，一切变化和争论都围绕着“建构新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对不同治理方式之性质的理解”这两个问题而展开。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上看，前一个问题应归属于“政策—行政”的经验层面，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惟一执政党的地位，所以“党内”关于治理方式的争论，就自然超越了“治理”层次，变成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进而，“国家治理”（第一问题）就被“整党整风”（第二问题）所替代，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毛泽东本人则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核心”与“关键”。如果说１９５６年发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试图借助外部因素“整党整风”，那么，１９６２年“四清”运动则是启动党的上层力量清理党的基层组织，而“文革”则再进一步，发动全民、特别是普通民众对全党各级组织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整治。
所以，在既定体制的机制作用下，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力，恰恰来源这一既定体制自身：对执政党内部之结构优化的不断需求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调整。笔者认为，制度因素才是贯串于复杂运动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那些社会运动看成是由这一国家组织结构所产生出来的功能。如果说，从根基上舍弃结构而仅谈功能，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的，那么，就运动的功能而论，运动的影响也就等于同语反复。
在“思想结构”的层面上，毛泽东晚年形成了一整套逻辑清晰且充满伦理色彩的政治理论。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的，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ｍ）情结，“人民”或“群众”的确被毛泽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他甚至断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①显然，将“相信群众”置于“相信党”之前，并把它视为除此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根本原理，这不仅绝非语言排列上的疏忽或失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某种本质。
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阐发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由于政治实力的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反复强调：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②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充当着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其政治功能则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能而且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在此，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当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按照毛泽东“中介”理论的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率领人民打碎了枷锁，赢得了解放，颠倒了被颠倒的政治关系，恢复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样，在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中，主人们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