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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由于实用理性的规定，毛泽东之远大志向并没有表现出鲁莽和轻狂，而在性格上则体现出审时慎事、周密筹妥的突出特征。据毛泽东的同学张国基回忆：
毛主席还具有一种谦虚朴质的特性，他在学校很规矩，很正派，温文尔雅，受人尊敬。他走路从不蹦跳，说话十分和气，平时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无论说话、做事都从容不迫，不紧张，不慌乱。平时是如此，紧急时也是如此。遇到开会的时候，无论是他做主席或做会众，他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争论的时候，他常常静静地倾听，然后才开口，分析，作出结论。大家都心悦诚服地听他的讲话。他在学校五年，从未和别人发生过口角，也不开玩笑。平常和同学们、朋友们在一块的时候，都是谈论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或评论古今人物，谈读书心得，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弦。谁若有悲观消沉情绪，一经和他交谈，就能振作起来。他在一师学习期间，为同乡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他从不居功，从来不说那件事是他的主意或是他做的。毛主席在当时就是一个谦虚谨慎出名的人。①
他的沉稳风度赢得了信任和拥护。当年学生们举行“人物互选”活动时，全校四百多人中，他得票最多，一人就兼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言语、才具六项考语。②无怪乎杨昌济先生曾在１９１５年４月５日日记中夸赞他“资质俊秀”，“殊为难得”。黎锦熙先生也在１９１５年７月３１日日记中评价他“甚切实”、“文理优”、“大可造”。在１９１７年８月３１日日记中又写道：“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等等。③毛泽东当年的同学密友、后来身居海外的萧子升也说：“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工夫去精心规划，他是个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有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④
毛泽东推崇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等前人的“实学”精神。在后来的《讲堂录》中，他专门抄录了潘耒为《日知录》所撰的序文，作为自勉的信条：“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①尤其颜习斋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实际操作，重视直观经验的带有浓重墨家色彩的儒学异端思想，更是使毛泽东推崇备至，反复宣传引述。②
务实求实的精神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到处可见。创建“新民学会”，他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不张扬”、“不标榜”，讲究实效，不图虚名，坚决反对“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③。他学习期间，曾多次到农村做实地考察，大大丰富了阅历和知识，这无疑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而寻根溯源，这种品格又与湘学士风的熏陶有着不解之缘。
从文化陶冶和认识发生论的角度看，正是农家本色和湘学士风，积淀了毛泽东最初的“意识格局”。虽然它是模糊含混的，并没有十分清晰的内在结构，甚至可以说其中绝大部分意识萌芽都处于某种无意识或不自觉的状态之中。但正是这一粗糙的“格局”，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成长打下了基础。严格地说，它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 积淀与启蒙第10节 梁启超的政治文化启迪（1）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那“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文章，更是不胫而走，曾启迪了连续几代青年人。有人甚至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④。早年毛泽东也在这一庞大的行列之中。
毛泽东生前屡次谈及，他青年时代曾一度“崇拜康梁”，立为楷模。尤其喜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以至于“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①。晚年他仍追忆说：当年自己“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②。可见，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早年曾按梁启超号取笔名“子任”，直到３０年代仍习惯于称戊戌启蒙思潮的领袖为“梁康”，这些经过选择和与众不同的称谓，无疑也体现了他某些心理、情感上的倾向性。早年毛泽东虽无缘与梁启超直接交往，但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３年的《新民丛报》却成为他受梁氏思想影响的主要媒介。这一影响也非稍纵即逝，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以前。
爱国意识在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已萌发。还在韶山读私塾时，他就向文永昌借读过《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但在严格意义上讲，爱国情感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观念。确切地说，毛泽东政治观念的建立是１９１０年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以后的事情。在那里，他研读了《新民丛报》，特别对梁启超那脍炙人口的政论名作《新民说》深表钦佩，不时在上面标点、批语、阐发议论。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严格区分了“国家”与“朝廷”两个不同概念，论证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
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指立宪——引者注），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③
梁启超上述论点的要害在于，在政治学角度上将“民族性”（爱国）与“政治性”（民权）区别开来。据此把“朕即国家”的思想视为“大逆不道”，进而讥讽那些以“忠君”寓“爱国”的旧式士大夫为“爱人及屋、爱屋及乌……寝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实为“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这些激烈的议论，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在这段文字的旁边，他作了著名的八十八字的批语：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可考史料中他第一次发表的政见。联系梁启超原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他政治观念的几个要素：对中国政治，特别是明清以降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表示了抗议与否定。认为“朕即国家”的制度违反政治公理，是践踏民意，非法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罪恶产物。“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的政治制度，必须坚决剔除之；关于“君主”存废的问题，则不在于国家政体的形式而在于其性质。如果“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君主不再是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政治实体，而仅仅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象征，那么则不必要一概否定、排斥之，否则，“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中国现实政治变革，应以“现今之英日诸国”为模式，采取君主立宪政体。应当指出，在政体原理上，君主立宪并不是政体机制中的一个独立类型。实际上它只是现实与历史、时代与传统相调和的一个风俗和习惯的政治痕迹。换言之，在很大的程度上，君主立宪的政体形式与其政治本质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形式上保留一个王权的名义象征，但“国王不理政”则可成为贯彻民主精神的保证；相反，即使消灭了王权形式，并保留一个民选的桂冠，也不能就保证其政体的民主性质。①
我们知道，最早对政体进行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以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归属为依据划分政体的六要素矩阵模型，已成为政治学之经典理论。②但必须看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分类方式，乃是法理上的形式主义标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情况要比这种“纯粹形式”的分类复杂得多。例如，同是君主制，也有专制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的区别；进一步，同是立宪君主制，又有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之分。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在法律上是共和制，而法西斯意大利在法律上则是君主制。但如果把法律上同属共和制的纳粹德国和美国划为一类，而把法律上同属君主制的法西斯意大利与英国划为一类，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荒唐。所以，仅从宪法形式上判断一个国家的政体性质，在实践上较少具有操作意义的。
现代政治理论的实践表明，今天关于君主制的问题，也像共和制问题一样，是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换言之，如何使君主制与民主政治不发生矛盾，甚至使之成为促进民主政治得以持续的理由与途径，是一个前沿性的政治制度研究课题。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中，不妨实施“以共和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君主制绝对承认国民主权的前提下，保留君主世袭的政治习惯。这时，世袭君主的功能对国民乃至国家统一，具有民族凝聚的象征作用”①。
但当时的毛泽东，甚至梁启超对于政体和民主的理解，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概括起来说，以反对绝对君主专制暴政为宗旨，以承认立宪前提下的君主地位为特征，以英、日等国君主立宪政体为模式，构成了毛泽东此时政治观念的基本倾向，也明确地表明梁启超《新民说》给予他思想营养的主要内容。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
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指１９１０年——引者注），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法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