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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明朝时期中国也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中国。“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做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是……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是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为属于两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们本国。”（436页）
中国明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此脆弱隔绝。这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国家统治时期文明相对隔绝的例证。假如在原始时期，人们当然会更加自由地进出。
在这本书的《中译者序言》里看到中国人在1982年的结论：中国在科学上的封闭落后不是中国人的错，是西方传教士们的错，“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19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迷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一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中国学者（李善兰）才正式地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即牛顿体系）介绍过来。这一历史事实又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说明了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反动性……”（13页）译者还有更多支持根据：“美国研究科学史的席文（Sivin）教授不久前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谈到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事，他也以为中国当时所以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其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方面，而在于耶稣会士传播者的身上。”
一位现代西方教士在评价利玛窦他们的行为时却说：“耶稣会士们都以他们在新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和长途旅行而闻名。”（456页）
就中国的地理隔绝状况，看来大家都看得见：“它在南方和东方邻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靠近大陆。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它在西北方面有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做屏障，能够阻止敌军进攻边界……在王国的西部，群山围绕，山外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8…9页）
这些天然的安全条件，同时也成为与外部世界有效沟通的屏障，它阻隔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科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新概念。
“从古以来，君主体制就是中国人民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32页）中国的落后假如包括了人文的落后，看来闭塞依然是落后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17世纪西方神甫已经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中国人那时还闻所未闻。
“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并没有什么实际接触，所以他们对整个世界什么样一无所知。”
“中华”被《札记》解释为“位于中央”。“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时，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后来利玛窦神父就专门为中国绘制了一副中国在世界地图中央的地图。直到今天，欧洲与中国使用的地图也是不同的，亚洲多半会把自己放在中央，而欧洲人则把他们放在中央。
当利玛窦在中国到处展示他带来的地图时，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惊诧，也使中国人感到一些自卑，因为中国人还不能这样去“认识”世界。几年后一个中国官员骄傲地对利玛窦神甫说：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地图。当他指给利玛窦看时，利玛窦发现那正是他自己几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
中国很早就有地图，但“世界地图”的出现，尤其是世界地图作为一种普遍的常识出现，看来在利玛窦之前的中国并不流行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地图在古代是一项重大的军事秘密，一个西方传教士毫无保留地把一份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具有几方面的特殊意味。首先它说明了中西方的隔绝已经达到了让彼此失去警惕的地步，起码一位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警惕被瓦解了，所以包括古代中国人在内的一些人对于神甫的整体警惕很可能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敏感，是一种被放大了的恐惧，在他们眼里一切神甫都是反动派，他们不做间谍就是万幸了，把包含有国家机密的地图献给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札记说：“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33页）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读《利玛窦中国札记》（3）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出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样，这事后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126…127页）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不是一直如此封闭，但在明朝万历年间明显封锁了国境。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早前的明朝，宋元时期的开放在利玛窦的笔下也都不见了。
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清楚地区分了日本人、埃塞俄比亚人在中国为奴情况，而且爪哇岛以及马六甲海峡等都是他经常提及的地方。这些情况多少也暗示出中国南方与中国沿海尽管在经受着国家严密的控制，但是与国外的隐蔽交流还是广泛存在的。
“利玛窦神甫让他们看了自鸣钟、十字架像、一尊圣母像、一座八音琴，这类东西是中国人甚至于闻所未闻的，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这些物品都是他（皇帝）先前没见过的。”（223页）
“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难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244页）
“利玛窦神甫开始时是讲授地理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对于那些固执地维护从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错误的人，他教的东西简直是骇人听闻，是超出他们想象之外的东西。尤有甚者，确实他们有很多人承认，在此以前他们对于更美好的事物的无知使他们顽固而骄傲，他们过去在知识问题上的极端盲目曾经很不理智地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现在眼睛的确被打开了，看到了生活中更严肃的事物。”（341页）
“与他们国家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得一顾的。”“在来到中国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8页）
“毫不足奇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各种各样的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保守而落后，或许利玛窦也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中国学者除了尊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信仰依据。”（246页）复古尊古，是利玛窦向中国人指出的另外一个病因，它直接指向了“保守”的通病。
“中国人的灵魂已经渗透了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以致他们①一旦离开便不可能再获允返回。”恐惧被极度放大，就被会适时地形成恐怖的谣言。
1606年的南京有一个著名的刘天绪谋反事件，也有人说神甫们是这次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后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则有关神甫的谣言起于一场澳门城的祸乱。有人说一个叫郭居静的外国神甫“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自立为暴君。他们说葡萄牙人因为他熟悉中国的路径又到过两个京城，就拥戴他为领袖”（370页）。
问题是类似的谣言有时候还真起了作用，引起了许多惊恐。实际上在这些神甫受到冤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方面考察并认识到，这样的事情从逻辑上讲是有可能的。可能历史已经发生过多起外国人在中国为王的事情。根本没有可能性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成为谣言的。
未经允许而擅自进入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会被投入监狱，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参考92页）。不过最终中国政府还是在当时就把澳门让葡萄牙商人作为落脚点，这足以说明葡萄牙人在远东以及海路上的兴旺发达。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不是其他更接近中国的国家在努力与中国人经商，而是距离中国几乎最远的一个位于地中海最西部的一个国家。联系到《难以置信》中我关于腓尼基人的描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与中国、与中国商业之朝（商朝）的分析，其间的某些巧合让我暗自欣喜，但肯定也有许多人认为我的猜想是极其荒谬的，因为那太不可思议。
阅读《札记》让我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像一个大坑，一切与中国有落差的文明，从古至今源源不断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国。而中国人像是习惯于生活在坑底的一个民族，假如中国人不奋力，他们陷落的这个大坑会越来越深。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关于一些中国名称以及发音
札记显示，葡萄牙商人在明时称呼中国为China，并且中国官员在欧洲被称呼为“mandarin”似乎也与这些外国商人有关。中国“汉语”或“普通话”为什么至今被欧洲人称呼为“mandarin”也是我关注的，在这本书里似乎有了一个解释，尽管还不是最终确认：“葡萄牙人称呼中国官员为Mandarin，可能是由Mandando或Mandare而来，即指挥或命令，现在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34页），但这个解释还不足以彻底解决为什么汉语是“mandarin”。
在谈到“中国”的名称时，利玛窦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即支那），那在托勒密（Ptolemy）①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则称它为Cathay（即契丹）。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这个名称被意大利人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稍加改变，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拉丁语略有不同的西班牙语的发音。所有西班牙人读“China”的发音都和意大利人发“Cina”这个音相同。
利玛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