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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帮郭先生打个圆场什么的。对方说，猜都猜得到啦！大家都知道，只是没想到连家都不要了。随后，挺有礼貌地说了声：多谢。
刚挂完电话，一阵零散的鞭炮声响起，给即将到来的有人欢乐有人愁的除夕之夜，增添了几许热闹。
（三）
初一上午，我被阿洁的拜年电话吵醒。她叫我立刻起床，去她家吃饭。我赶了过去，阿洁的老公大头还未起床，我在客厅里小坐片刻，建议她陪我一起去看看楼上的阿金。
阿洁说，大年初一上门拜年，自己结了婚，按广东的风俗，应该给阿金的女儿包一个利市。她回里屋拿出一个利市袋，在里面塞了50元钱。我问她是不是我也要如法炮制？她想了想说，你还没有结婚，不用。过了一会儿又说，她太可怜了，你也掏50元吧。
阿金家房门紧闭。我们敲了半天门，阿金才睡眼惺忪地跑出来开门，她的女儿倒是很高兴，马上转身回房拿来两双拖鞋递给我们。
第三部分第10节 抢“老公”回家过团圆年（3）
阿金一晚没睡，不是守岁，用她的话来说，是在“闭门思过”。看见我们两人争着掏利市给她女儿，她的眼圈即刻就红了。她说：“那个死鬼，不管我们，倒是朋友们一直在帮我。”
我十分关心昨晚除夕之夜，在新旧交替各家各户打爆了电话拜年的那一刻，阿金她老公有没有打电话来拜年？阿金沮丧地说没有。
阿金又叹气说，也不是头一次了，她什么都经历过，也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了。
真的，我女儿生下来才半个月，他过香港去，便没有音信。一连两个月都不给我来个电话，报一声平安，问一声好。那时，幸好他还有个寻呼机，我就查台，查到他的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打过去。对方问我是谁，我说是他的老婆。不错的，是名正言顺的老婆，只是还没有领结婚证罢了。
我告诉对方说，麻烦转告他一声，请他给深圳的家打个电话说一切都好。
一个星期后，他突然打电话来说，他在住院，撞伤了脚，要住两个月的院。我问他，假如他不管我们，我们母女吃什么喝什么？他说我还不成熟，就将电话挂了。等我们重修旧好后，我特意看了看他的脚，脚上一点伤都没有，我问他为什么撒谎？他嘿嘿一笑，就是不说话。
后来，他公司有位同事的“二奶”告诉我，他认为我家的女娃子是他的克星。也是凑巧，女儿一生下来，他在蛇口拉铁的工就没了。他在香港算了一命，巫婆说女儿克他，他就相信了，恨我女儿，对她总是不太喜欢。
做人的小老婆就是这样，每年过年注定看不到他的影子。第一年过年，他说他妈妈80几岁，全身瘫痪在床，他必须尽孝在床前照顾。第二年春节，他说陪他父亲回顺德老家探望祖宗。今年没有理由了，万般无奈之下，他终于说他在香港早就结过婚，有个太太和两个小孩。我们从圣诞节就开始吵，吵得很厉害，越吵，他越是不回来，甚至干脆连电话都不接。看看别人的家和和美美，唉……
隔着一条浅浅深深的深圳河，阿金、阿婷等众多姐妹啊，总是痴痴地张望，自家的男人哟，你在哪扇窗前？
第三部分第11节 阿银的故事（上）学钢琴的农村妹（1）
（一）
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被人包养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当人家的小老婆也心甘情愿地一头栽进烂泥塘里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也就更
让一些不知实情的外来妹心生羡慕，想着如何等着一个好价钱给包出去。
阿银，1974年生，今年30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就连微微一笑时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阿金女儿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
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这是谁的？”我指着吉他问。
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
“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
“钢琴学了多久了？”我有些好奇。大多“二奶”的家庭都还在温饱线上浮沉，这个家不但衣食无忧，而且还在追求情调的嘛。
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要完了，599弹到十几课。”
“弹一只曲子吧！女娃娃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
“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
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
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城中村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
“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
“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
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
“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
“李云迪是谁？”阿金瞪大茫然的眼睛。
“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
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没有扬名国际，但在深圳早已声誉鹊起了。
（二）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六，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
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们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我们永远都是弱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第三部分第11节 阿银的故事（上）学钢琴的农村妹（2）
你分析过没有？几乎所有的“二奶”都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假如长得太难看，也没有男人包她，也许她会安心地在家乡嫁人，就算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环境，外出打工的话，她也会老老实实，不会有别的更多想法。在这个村里，大家（“二奶”们）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４个以上。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去卖血卖身也要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
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你看看，社会上那些做“鸡”的，被人包的，乐意做这一行的有没有？或者多不多呢？我总觉得是心甘情愿。那种烂人是极个别极个别的。要不信，你去问问，她们心里会平衡吗？不平衡又能怎么办？社会会正眼望一望她们吗？
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甘愿做“二奶”？
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惟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５岁造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这样子，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我姐姐14岁时开始帮人带娃娃，一个月赚20元，我也是这样，12岁就开始帮人带娃娃，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那时，只想减轻父母负担，帮帮家里，让家里人的日子过得稍为像样点，我自己吃天大的苦，甚至干什么都无所谓。
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恨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４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我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亲人，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
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一个人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
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