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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真正主旨并非讲述埋伏的故事，而是这两个埋伏者的生存境况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报告。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影片中的田恭顺和叶民主，实际上是黄建新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两个类型人物，田恭顺是赵书信—五魁式传统人格的延续，典型特征是恭顺忠诚且显然压抑自我；而叶民主则是石岜—高文式半拉子新人的再度浮现92。典型特征是人格觉醒又有些玩世不恭。这两个人是两代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婚姻和爱情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观；然而他们又有共同的处境，那就是被任务所牵系，同时被同僚所忽视，这就使得他们的故事和形象有了重要的象征价值。埋伏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困境，更是一种人生困境的深刻象征，从这一意义看，影片《埋伏》的主题，乃是作者对这种人生困境的深切关怀和强烈愤懑。
如果说对这部影片有何不满，那就是，智者的形象设计本来很好，电影的编导却要画蛇添足，让这个智者说了一连串本不该说的废话，诸如“我相信你们是公正的”、“你是我遇到的最有智慧的人，居然了解到了我的嗜好”等等。编导让智者如此不智地罗嗦，显然是要让他为埋伏的“意义”作证：“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见见在水塔上埋伏的那些人。你很高明，可是你的手下更可贵；要不是他们在那里埋伏，我早就取到我要的东西走了。三十多天，一般的人都做不到。可是他们却做到了。如果你见到他们，请代我带句话，说我尊敬他们！”作者似乎怕观众对叶民主、田恭顺埋伏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充分理解，才出此下策，让片中人物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
影片更大的不足，在于作者的眼光局限于对故事的荒诞性展现，而不是对田恭顺、叶民主的存在本质的深刻追寻。进而，由于对喜剧效果的侧重，也影响了影片的深度挖掘，从而固然记录了历史的表象，但却始终徘徊在哲学的门外。实际上，影片的结尾，作者在人为地抚平人物心灵的创痛，让太阳高高升起，为影片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从而堵死了深入挖掘的洞口。
根据范东峰小说《小街派出所轶事》改编的影片《睡不着》，讲述一个警察的人生困境：优秀刑警吴济堂在解救人质过程中，击毙了劫匪，却又让人质心脏病突发而死，因此从刑警队调到派出所，从此夜夜做恶梦、睡不着，而且厄运开头就没完没了，一直到死在劫匪的枪口之下。
吴济堂的人生悲剧当然并非宿命所定，而是出于性格和环境的冲突。
先说性格。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派出所，吴济堂都是一个优秀的警察。作为一个人，吴济堂的性格似乎是《埋伏》中田恭顺与叶民主性格的奇怪组合：在工作上认认真真勤勤恳恳，而在生活中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做事讲究原则，说话却信口开河；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因此，吴济堂虽然能干，但在李所长等人的心中却是“问题人物”，明显的“另类”。而吴济堂偏偏不明白，人属于单位，而单位属于领导。与领导搞不好，无疑是自讨苦吃，而吴济堂做梦都在抓罪犯，根本就无暇顾及单位人事，从而不断与环境产生冲突。
环境方面，首先值得一说的是吴济堂的顶头上司李所长。李所长并非坏蛋，只是一个正常的领导。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而单位的领导当然就是家长。李所长官职不大，但领导身份意识却强，听听他与新来的警察小张的一系列对话就可明白：1、“你要靠拢组织啊！”2、“最近有没有听到群众对我们有什么反应啊？”3、“这个吴济堂，居然敢公开违抗上级的命令！”4、“我不是要给他小鞋穿，我是怕他犯错误。”5、“最近吴济堂对组织、对领导有什么反映没有？”6、“作为一个警察，你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年轻的小张很快就对此心领神会，但吴济堂却始终不明就里，对李所长一如既往。李所长早就说“收拾”吴济堂，结果果真如此：吴济堂被诬为强奸犯而被停职反省，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周晓霞与李所长、警察小张及有关方面的“合谋”93。
在影片中，派出所的大门虽很宽阔，门上国徽也非常醒目，但国徽之上却还有一道传统建筑的门头。派出所的内部，乃是一座封闭性的建筑，关门之后就自成一体，像是旧式衙门，更像是官家宅院，家居温馨随历史灰尘扑面而来。而派出所的外面，则是古老的城墙，拥堵严重的街道，远处才是现代化高楼。有意思的是，凡是与单位有关的镜头画面，总是古旧挤窄；而与吴济棠及其家人关联着的场景大多是现代化的自选商场、立交桥、林荫道、阶梯教室、时装商店、婚纱影楼，吴济堂带着女儿经过新世纪广场的镜头，现代化的建筑，难得一见的绿草地，抒情的音乐，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赏心悦目的环境之中。
再看影片的人文环境，即“派出所轶事”。第一个例子是执行任务后，大伙要求所长慰劳，气氛融洽，亲如一家。结账时发现太贵，所长带的钱不够，只好拿公家的罚款来结账。理由是“为人民忙了一夜”，用公家的罚款吃一顿理所当然。只有吴济堂一人不以为然，硬要提议大伙凑份子，破坏了“家庭气氛”，损害了“家长威信”，搞得大家不欢而散。吴济堂的另类形象格外明显。
第二个例子是警察小张将一对夫妻抓进了派出所，原因是他们在一辆小车里“鬼混”，被联防队抓获并报案，小张就去将这两个人抓来。审讯的结果使吴济堂啼笑皆非，原来这对“鬼混”者竟是一对合法夫妻。问他们为什么不早说，回答是，联防队的人根本不信，而警察小张则根本不许他们说话！吴济堂不得不出面赔礼道歉，并且设法让他们过好夫妻生活。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文化寓言（3）
第三个例子有些让人目瞪口呆：派出所没钱，几个年轻的警察想自筹经费建立“破案基金”。三个警察将辖区内的卡拉OK厅的老板全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进行启发教育：“派出所经费不足，想要建立一个破案基金，因此与大家商量”；“你们想一想，是吃一顿好呢，还是支援国家好？”这些老板们被迫“自愿”捐献，而且还签订了“自愿任捐协议书”，以确保此事不至于违反政策。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办得轻松幽默，但无论怎样都像影视作品中常见的黑道匪帮强行收取“保护费”。在这样的环境中，吴济堂的人生悲剧当然也就一点也不奇怪。
值得一提的是，吴济堂本来有机会调回刑警队，不仅可以重操旧业，还可以照顾家人，不料正当派出所为他开欢送会的时候，居委会一帮老人前来下跪挽留，由此改变了吴济堂的命运。挽留吴济堂的场面看起来令人感动，可是下一个镜头却泄露了天机，要给局长下跪的人是一个退休演员，承认自己是在“表演”；而居委会主任则更是得意洋洋：“只要目的达到，不管手段如何！”如此，警察吴济堂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人质”94，从此无法突围，也无人拯救。
《睡不着》的缺陷，从小的方面说，是李所长介绍吴济堂从刑警队调到派出所的来由，已经说得清楚明白，导演却硬是要插进两个黑白闪回镜头。这不仅多余，而且破坏了影片的叙事与修辞规则——片中的黑白画面本来都是吴济堂的主观/下意识心理活动的展示。而其中刑警围捕罪犯，像是儿童摔跤游戏，透着虚假。再如吴济堂看到强奸他女儿的16岁的罪犯嫌疑人，编导画蛇添足，让家长说出这个少年嫌疑犯之所以犯罪是由于用电脑看黄色光盘，于是警察去查抄贩黄商店。如此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让人遗憾。影片更大的遗憾或缺陷，在于电影聚焦点有些恍惚，即在吴济堂的人生困境，与当代社会环境问题及其文化根源之间，摇摆不定。结果在纪实与表现之间出现了模糊，既没有将吴济堂的人生困境说细说透，也没有将社会环境和文化根源说深写足。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心灵气象（1）（图）
黄建新
千禧年后，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又有一变，《说出你的秘密》＇2000＇和《谁说我不在乎》＇2001＇的电影镜头深入了当代市民的家庭生活，深入了他们的心理世界，展示了市民的心理气象。话题依旧沉重，表述方式却更加轻松自如，游戏性质更加明显，不过其焦点似乎不在个人心理而仍在普遍世相。 《说出你的秘密》根据一则新闻报道改编而成95。影片第一个镜头是女主人公何利英假冒他人给丈夫李国强打电话，想要刺探丈夫的“秘密”，这当然是一种夫妻间的游戏。此时，丈夫李国强也正在家中制作家庭游戏用的扣子炸弹；而他们的老同学沙平还在电话中发布了77届三班同学会聚会公告及其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必须交待一件自己下乡时的隐私，即“说出你的秘密”。这片头提示观众：一场精彩的游戏开始了。 影片的设计是典型的游戏性的：妻子是肇事司机，丈夫是现场目击者，儿子却加入了寻找目击者的行列。于是在这个三口之家，演出了一场现代的“三岔口”，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戏剧张力，悬疑不断，寓意丰富。 何利英从此生活在自己的谎言之中，她的生活也变得一夕数惊，风声鹤唳。听到楼下得警车声，忍不住要看上一眼才能放心。信封里的“扣子炸弹”使她几乎失态。老朋友沙平玩笑似的敲门方式，一次没有真正发生的车祸，一次民警例行公事的调查，夫妹小雅的一次无意的询问，儿子李家的一次无心的恶作剧，无不使得她心惊肉跳。更不用说那一次次无声的骚扰电话，使得她几乎寝食不安。但仍不能下定决心说出自己的秘密。 丈夫李国强的处境更加尴尬，妻子不愿说出秘密，他非但不忍戳穿，反而希望这车祸是一场误会。所以，当受害人说她记得撞她的车子是一辆白色的车子而不是何利英的红色的小轿车的时候，李国强情不自禁地笑了！显然，李国强是宁愿相信那个眼睛被撞瞎了、且至今仍未恢复视力的受害者对色彩的记忆，而不愿相信自己眼睛和记忆。李国强似乎一直在怀疑、追查、发掘事件的真相，实际上不过是关心他人对真相的说法，他宁可相信谎言，因为谎言能使他心安。 唯一真正关心事实真相的，是他们的孩子李家。他不懂父母演出的“成人的游戏”，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坚持和受害者的孩子琪琪一起举着“寻找目击者”的牌子，追寻真相，甚至把这块牌子带回了家，引发母亲的神经质发作。从孩子纯净的眼光和角度，无形中磨砺了道德批判锋芒。而当李国强单位的范书记一本正经地要树李国强作“讲文明，树新风”典型——因为他送受害者5000元钱而不留姓名——的时候，批判的锋芒更加毫光闪烁。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的色彩语言，从开头飘过银幕画面的黄色雨伞到被撞人的黄色雨衣；从引人注目的黄色电话到公寓楼外黄色的垃圾筒；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