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十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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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十导演- 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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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淡入的机会做舒畅的呼吸,而这些风尘神女却要一直屏息凝神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周双玉梦想改变身份,嫁给五少爷,无奈五少爷的婚事早已由长辈确定,而五少爷并无反抗的机会,实际上也没有反抗的意志。周双玉就是想要殉情,也无人相伴。    
    另一方面,侯孝贤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视”嫖客的电影作者,在侯孝贤的眼中,这些流连风尘的男子,不过是因为千百年婚姻和情感分离的传统习惯下,到这里寻求心灵的慰藉和恋爱的感觉。可是,王莲生深爱沈小红,而沈小红却爱上了更加年轻俊美的戏子;张蕙贞对王莲生或许当真倾心相许,奈何王莲生已是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如此情感和人性的“迷魂阵”中,除了游戏和感叹,并无真正的出路可循。而游戏,则实际上不仅残酷,而且悲哀。    
    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戏剧、传说故事中,老鸨和妓女在妈妈和女儿的面纱之下,有着最为尖锐的仇恨和敌对关系,恐怕没有一个妓院老鸨会是令人同情或敬仰的角色。《海上花》中似乎也不例外。尚仁里的黄翠凤就曾说过:哪有一个妈妈'老鸨'是好心?可是,恰恰是在尚仁里,在黄翠凤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令人同情的老鸨黄二姐,我不是说由于黄翠凤的心计、烈性和当红使得黄二姐除了小心呵护之外无计可施,而是说,这个五十多岁的老鸨竟因为补贴诸多情人而不断受到黄翠凤的教训和羞辱。换一种角度看,这黄二姐其实不过是在寻找情感的对象和心灵的安慰,这一点岂不也令人同情或伤感?    
    总之,电影《海上花》让我们真切感到,其中所有人物的命运正如书名与片名所暗示,不只是“上海的花朵”,更是“海上的浮花”,作为人生的风景和寓言,在艳丽或壮观的背后,深藏了飘泊和幻灭的哀伤。    
    电影《海上花》也有让人不满足的地方,首先,是小说所讲述的生活年代毕竟久远,其中的风俗习惯早已成了隔世风景,若不加以注释,实在难以领会,而电影,却并没有多少解释的机会。其次,小说中头绪纷繁,电影虽然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展示了其中的大纲线索,但还是让人眼花缭乱,从而难以抓住重点。再次,影片中的环境背景优雅而真实,但可惜其中的风尘“古物”没有成为影片中的“角色”,作者聚焦于人,当然无可非议,但缺少“景语”不仅让观众缺少喘息的机会,缺少了品味和思索的余地。最后,影片中人都说上海话,当然值得欣赏和玩味,也是风尘真实的必需,但对于熟悉上海话的观众来说,未免会感到其中有些怪腔怪调,甚至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给演员表演带来了麻烦,为了说清上海话台词,而影响了全神贯注于影片的情境之中。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三侯孝贤:都市徜徉(1)

    进入新世纪之后,侯孝贤的电影创作又有一些新动向,2001年拍摄了《千禧曼波》,从老上海回到了新台北;2003年则应日本电影公司之邀拍摄了日本故事片《咖啡时光》,侯孝贤开始了他的新世纪都市之旅,徜徉在现代人间。    
    《千禧曼波》的叙事方式和影像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影片所讲述的明明是2001年台北都市女孩的故事,但影片的叙述时态却并非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而是假定在2011年对“十年前”即对2001年的生活回忆,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未来的回忆”奇妙形式。其次,这个故事明明是女主人公Vicky的个人叙述,但影片旁白中所使用的人称却不是“我”,而是“她”,即采用了相对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这两种变化不难理解,固然可以说是作者在求新求变,同时也还是作者力图在恍惚迷离的现代都市生活中寻找一个相对客观的视点,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制造一段审美的距离。    
    与此同时,影片的镜语方式却又有另一种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影片的开头不再是侯孝贤标志式的固定长镜头,而是对女主人公一个长镜头跟拍,随着主人公边走边说,如同通过时光隧道。接着看下去则会发现,在这部影片中,镜头是以对主人公生活进行跟随和“体贴”方式为主。典型的例子并不是其中出现了远比《好男好女》或《南国再见,南国》中更为大胆贴近的做爱场面,而是太多小豪、Vicky及其朋友们玩乐的画面被“体贴”拍摄得模糊变形到令人紧张不安的程度。如此一来,镜头的近距离观察就与旁白的远距离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当然,这也能形成一种奇妙的叙事张力。典型的例子是镜头画面中出现Vicky和小豪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旁白中却在提前讲述小豪偷盗了父亲的劳力士手表而不承认、以至于父亲报案、警察查抄的故事线索。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影片虽然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但与以前的成长故事相比,变化也非常明显。首先,这里的主人公都脱离了自己的家庭环境,变成了都市孤身。其次,这里的成长故事中不再有温馨底色,而变成了彻底的“青春残酷物语”。再次,影片不再是对成长的少年作有距离的人生观察,而是直接展示他们的情感追求、欲望发泄和心态质变,成长的挫伤被推向了故事的背景之中——我们只能通过Vicky离家、小豪盗表而不承认180中对这两个青年人的成长挫伤作有限的猜测。总之,《千禧曼波》中青年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侯孝贤此前影片的主人公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实际上,也可以这样认为,Vicky和小豪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是因为时代与社会风气的改变而改变,而侯孝贤电影的形式则是随着主人公生活态度和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与《风归来的人》和《童年往事》相比,《恋恋风尘》和《尼罗河女儿》中年轻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好男好女》的现在时与《南国再见,南国》中的青年人生活态度与情形则又是一变;而《千禧曼波》则有了更新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侯孝贤电影实际上纪录了台湾近几十年来青年人的生观念、态度和方式的不同侧面及其变化历程。    
    与其前辈相比,年轻的小豪和Vicky生活在更加强烈的诱惑和刺激中,也生活在更加虚幻和偏执中——迷幻药和电动玩具将他们带入了“high状态”中,肉欲与斗殴等生理刺激已经不能满足,抽烟和饮酒则更是小儿科——他们更加自由,但却并非真能自主,理性自我更加蒙昧模糊。小豪的嫉妒和猜忌固然是初恋男女的情绪常态,但他异常的任性和暴躁则把对方、也把自己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另一方面,Vicky的伤痛和固执,演变成冷漠与疏离,促进了这对有情男女的情感与自我的双双迷失。爱情与伤害一体,情感则迷茫一片,最终只能用花完50万元再分手这样一个物质消费的刻度,来度量爱情与青春生命。情感的严重透支和青春的无度挥霍,又岂是后来的十年所能偿还?    
    侯孝贤电影的重点向来就不是故事,这部影片就更是着重于生活与心理状态的展示,这或许是这部讲述现代都市青春生活的影片中很少有都市的环境风光,而沉迷于室内的观照与展示,且许多镜头故意朦胧变形的原因。因此,影片中Vicky靠在捷哥肩膀上随捷哥开车穿行在城市夜景中的长镜头,变成了其中少有的温馨抒情的段落。而异乡日本夕张雪景的清寒和孤独的结尾,则是作者饱含深情的注视。从这一点看,侯孝贤依然没有改变。    
    侯孝贤与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这两位东方电影大师之间,似乎有着注定的因缘。在侯孝贤出道不久,就有电影界人士不由分说,说侯孝贤电影风格是学习小津的结果181。即便不把侯孝贤当成小津的直系传人,也常有人在“东方电影”的题目下,将这二人相提并论182。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种静观风尘的审美态度和工笔写意的影片风格的近似,恐怕是人们将小津与侯孝贤这两位东方电影大师联系起来的重要理由。    
    侯孝贤也确实喜欢小津,并且与这位从未谋面的前辈心有灵犀。因而他曾在《好男好女》一片中,故意让主人公梁静的电视屏幕上出现小津的名片《晚秋》中女主人公和男友骑自行车出游的片断,对已故的电影大师表示敬意。    
    实际上,日本的电影同行,显然也认可并看重侯孝贤与小津的这种美妙因缘。因而,日本松竹公司专门邀请侯孝贤赴日本拍片,纪念小津安二郎诞辰一百周年。于是侯孝贤东渡扶桑,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外国影片《咖啡时光》。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三侯孝贤:都市徜徉(2)(图)

侯孝贤:《咖啡时光》    

  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变迁,也许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咖啡时光》与我们熟知的小津风范已有隔世之感。小津电影的一贯视点总是从家庭角度表现长辈的人生感想,而《咖啡时光》则成了晚辈青年独立任性的自我陈述。小津的时代是清酒的时代,是小酒馆中的悠闲岁月,而不是现在的“咖啡时光”,不是在咖啡店中来去匆匆;小津的电影是要品味茶泡饭的滋味184,而不是一心想吃“肉炒饭”;小津的电影是世间生活的“净观”,甚至连舅舅亡妻续弦也认为“不洁”185,而现在的台词却是主人公阳子说:“我怀孕了,我不想结婚”;小津的电影最讲究优雅的动作礼仪,而阳子回到父母家却是四肢舒张地躺在地板上;小津的影片是有滋有味的静观,而不是没头没脑的晃动;小津的影片是在简单的主题情节中品鉴人生风韵,而不是繁复杂乱扑索迷离的都市观感。在《咖啡时光》中,唯有阳子朴素的打扮和她那沉默寡言的父亲形象,以及横过画面的纷乱电缆和晾晒衣物斑斓构图,依稀有当年小津电影的模样。  毕竟,《咖啡时光》是侯孝贤向小津致敬的作品,而不是小津作品的简单翻拍。这也就难怪,《咖啡时光》与《千禧曼波》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设想《咖啡时光》是《千禧曼波》的续篇,即Vicky离开了台湾的小豪,移居日本东京,怀了台湾男友的孩子,但决不想回头结婚,而是结识了一个日本书店的年轻老板,开始了一段新的浪漫温馨的情感人生旅程。  《咖啡时光》当然不是《千禧曼波》的续篇,而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东京故事。看得出来,侯孝贤在努力观察和表达21世纪东京女孩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和生活状况,而且,也在努力模仿小津长镜头静观的方式,或者说是努力恢复侯孝贤本人的中远景“客观”态度。阳子因童年时父母离婚而遭受的心理挫折,被淡化成可以叙说出来的梦魇,而且还受到了书店老板的热情抚慰和疏导。阳子未婚先孕的事实,也没有造成家人之间强烈的矛盾冲突,只看到继母例行公事的淡淡追问和父亲态度暧昧的沉默接受。阳子与书店老板之间的情感,更是淡化到似有似无难以察觉的程度,并没有成为影片的故事线索。影片的叙事线索,是阳子为完成自己的写作课题而展开对1970年代台湾旅日音乐家生平踪迹的调查追寻,由此展现出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的精神风貌,有独立、执著和昂扬,也有脆弱、疲惫和孤寂。总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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