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十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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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十导演-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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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很难一下子改变以往的思维观念及其创作习惯。    
    现在,我要把话题扩大一点,说一说“《英雄》现象”:那就是《英雄》一片在票房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只不过是叫座不叫好,或干脆说叫座也叫骂。有趣的是,《英雄》的叫座,是因为它是张艺谋电影;《英雄》的叫骂,同样因为它是张艺谋电影!人们对张艺谋的热情期待,碰上《英雄》造势的雄奇,加上首映式的神秘和防盗版的严谨,实在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于是爱恨交加且加倍放大,结果就是积极买票的人和大声叫骂的人搅作一团。我要说的是,这一现象正好表明了影片《英雄》——在商业上——的成功:高额票房是一个标志,而普遍的叫骂同样也是一个标志。因为这样看起来尴尬且难以索解的情形,在世界商业电影史上其实并非少见,斯皮尔博格等人早已司空见惯。只不过中国人更加爱走极端,神圣化张艺谋的时候就走了极端,妖魔化的时候同样还是走极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却没有妨碍张艺谋的《英雄》潇潇洒洒走一回。    
    我最后想说的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古话值得一听。张艺谋投身武侠电影的创作,一心要为自己、也为中国的商业电影及其电影商业化开拓新路,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注意、也值得高兴的事。《英雄》一片本身的是非成败固然值得认真研究分析,而《英雄》的创作和上映对中国武侠电影和其他商业类型电影创作与发行的进一步推动、影响和启示,应该更加值得注意和研究。    
    最后,关于《十面埋伏》,我只有几句话要说。第一,这仍然是一部可以让人大饱眼福的影片,影像和动作效果的设计充满想象力,堪称利用高科技手段创造影像奇观的一种典范。第二,作为武侠电影,《十面埋伏》讲述的是真正的江湖人物故事,比之《英雄》的庙堂颂歌,应算是一种进步。第三,这仍然是张艺谋的“青春的呓语”,只不过其中的青春故事和青春感觉,人为编造的痕迹非常明显,而其中的爱情主题则是较为典型的梦呓。第四,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张艺谋追求“三分钟精彩”25有关。李安的《卧虎藏龙》能够获得奥斯卡奖,那是实至名归,其中不仅有“三分钟精彩”,更有生动的人物形象,苍凉的人生故事,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深刻真切的人文关怀。张艺谋的《英雄》没能获奖,《十面埋伏》也铩羽而归,则正是因为影片中除了梦境般的画面和一些模糊不清的爱情呓语之外,没有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一王家卫:生命的呢喃(图)

  某种意义上,王家卫电影几乎是不可阐释的。原因很简单,王家卫电影如同印象派的绘画,只是表现某种特定景物在特定时刻的光影效果,只是画家主观的瞬间印象。阐释得越多,有可能会离题越远;甚而越多的理性分析,就越会背离其影像/印象的感性本质。有关王家卫电影不可阐释的进一步根据,是王家卫说:“就我自己的电影来说,好像所有ART FILM(艺术片)的元素都必备了,但我仍不能讲出一个确切的主题(THEME)来,我最怕别人问我,你这个电影要表达什么东西,我记得费里尼在他拍的《八又二分之一》里借着马斯楚安尼口中说过:我不知道我自己要讲什么,可能我现在不知道,可能我知道就不会拍,也许就是我不知道我才拍这个戏。”27因此,有人在网上说看不懂王家卫电影的时候,就有人发表意见说“电影是用来看,用来听,用来想,而不是用来懂”28。  与此同时,王家卫电影也实在难以进行准确阐释。有人“看不懂”王家卫,实在一点也不稀奇。首先,他在不断转换电影的类型,而且他的影片却又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类型片你不能将他的处女作《旺角卡门》与港产的英雄片等量齐观,影片所讲述的不仅仅是“热血男儿”29的英雄豪气,更不仅仅是表达传统意义上的江湖义气及其兄弟情谊,作者所要表述的“其实只是想抓住一种感觉: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觉得这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却还是去做了,做了以后,每个人又随着自己的生活态度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30。同理,他的《阿飞正传》也不是寻常的“飞仔片”或“小子片”可比,其中并无阿飞滥仔的街头胡闹、喋血打斗,也没有一个渴望成名的小子一心一意向上爬的故事,有的只不过是几个香港青年有求不得、伤情绝望的心情。进而,《重庆森林》中虽然有警、有匪,但却与通常的警匪片南辕北辙;《东邪西毒》虽然是根据著名武侠小说改编,但却不是一部纯粹的武侠电影,而是一些武侠人物的片断前传、刹那心史;《堕落天使》中有杀手,但已经没有了警察,并且与“黑帮”无关;《春光乍泄》看起来讲述的是一对同性恋人的故事,相信不会有人将这部影片看成是纯粹的“同志电影”;《花样年华》中的爱情并没有构成一个通常的故事,或者说电影的故事远远超越了爱情,如是,谁能说这是一部爱情片?  其次,王家卫电影无论是影像形式还是叙事方法,都打破了常规电影的基本规则,与一般人的观影经验大相径庭。有人总结王家卫电影的特点,说是“村上春树味儿十足的台词、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意识流加后现代文艺腔作风、MTV似的恍惚镜头、街头流行的酷表情、古龙式的醒世格言、浓浓的怀旧情调……这些或许才是王家卫电影的'艺术魅力',让人无法拒绝。”31这固然可谓是会心者论,但不懂的还是不懂。  于是,无法阐释或难以阐释的王家卫电影实际上还是需要阐释。进而,“没有(确切)主题”的王家卫电影,恰恰为影迷们留下了极大的可阐释空间主题越是模糊,可阐释空间也就越大,分析理解和阐释交流的需求也就越多。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一王家卫:恍惚时空

    王家卫电影镜语新奇,流光溢彩,风格独特,卓然成家,这已经成了一种共识。王家卫的编导、杜可风的摄影、张叔平的美术指导这一长期合作的铁三角,当可成为整个华语电影世界中最富个性及其创造性创作组合。王家卫电影最为突出的特征,无疑是其电影影像语言的新颖和独创。这不光是指其手提摄影机不断晃动的拍摄效果、MTV似的动感意境、鱼眼镜头下的夸张变形和减格摄影处理之后的超时空节奏等等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也不光是指其忧郁的蓝色影调、闪烁不定的波光水影、视讯粒子的泼墨“牵丝”、夜色灯光随意点彩等等艺术层面的别出心裁,同时还是指其具体场景画面的视角构图及其整体上的光影流动所造成的恍恍惚惚的陌生化时空意境。王家卫电影不仅是一种明显的另类,更是一种艺术的先锋,它为电影的艺术表达创造了大量的影像奇观、拓展了更大的艺术空间、探索了更多的艺术表达的可能性。    
    最简单但也最到位的说法也许就是:“王家卫的电影画面,是光盯着银幕看也能心情愉快的那种。”32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王家卫电影决不只是盯着银幕看看就能满足;其镜头画面的恍惚新奇,也仅仅只是王家卫电影的表象。看王家卫电影,常常会产生不知此地何地、今夕何夕之感。固然有人欣欣然在此新鲜刺激的翩翩视觉芭蕾之中浑然沉醉,但仍有不少观众在为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深深苦恼。王家卫电影的恍惚镜头和奇异画面之中,总是伴随着某种明显的灼痛或焦虑;而看罢影片,却又总是积淀起淡而不逝的莫名沉重和悲哀。    
    这焦虑和沉重,很容易被指认为独特历史时空背景及其现实社会环境的产物。其中原因很明显,王家卫电影的创作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香港,而彼时的香港正面临着“九七”回归大限和世纪/千年转换这样的双重“末世”。所以,《阿飞正传》一出,就有人以《世纪末的遗憾》33为之点题;而在《重庆森林》之后,更多的人从中读出了“九七”的焦虑。甚至王家卫自己也说:“《阿飞正传》的重心,在关于离开或留在香港的各种感受。现在这比较不是个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如此接近‘九七’。《重庆森林》比较是关于现在人们的感受。”34    
    作者的阐释无疑是一种权威性的证言,更何况在这些影片中也确实有大量关于时间意识、“大限”寓言及其“过期”焦虑的确证。《阿飞正传》中旭仔著名的台词“1960年4月16号下午三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是事实,你改变不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无疑可以读解为时间意识的觉醒;而《重庆森林》中警察223著名的旁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当然就更是明确地表现出对时限/历史的焦虑。影片《重庆森林》中的5月1日不仅事关警察223的得失,还事关金发女毒枭的生死存亡,由此当然会延伸出一种时限/历史的寓意,显然决非愚人节的玩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在《东邪西毒》中欧阳锋关于时间的唠叨之中感受到读秒、倒计时似的紧张,进而在《堕落天使》中人物只管今晚、管不了明天的茫然失措之中体察大限将临的惶惑,更不必说在《春光乍泄》的最后要直接面对1997年早春的历史性镜头。所有这些,应当能够证明,面临“九七”大限与世纪之交这样“双重末世”的香港情绪,确实是王家卫电影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写意主题。    
    只不过,这一主题尚不能完全解释王家卫电影。换言之,它不是王家卫电影唯一的叙事动机或全部的写意目标。至少,在王家卫电影中,怀旧的主题也是十分突出。20世纪60年代,对王家卫似乎有着特别重要的吸引力,进而在他的电影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所评述的这个单元中,王家卫电影创作的开头和结尾都是试图重现他心目中的60年代…《阿飞正传》是如此,《花样年华》更是如此。这一现象,不能以对大限/末世的拒避来做出解释。    
    60年代究竟为何对王家卫如此重要?究竟是什么使得王家卫对此耿耿难忘?是不是如评家所言,在那个时代中“年轻人的叛逆,散发着不尽的精力和压抑,摇滚文化和衣着符号的兴起,性启蒙和性革命”35,对世界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许,再加上中国大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香港历史所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分析问题的背景资源,但问题是,这种理性认知和演绎的方式,既非香港文化惯常的方式,也未必是王家卫的历史想象和艺术表达方式。与其说王家卫电影企图表达或构建一种历史的记忆,不如说是对香港文化中族群/世界历史记忆缺失的深深忧患。    
    在这一意义上,王家卫电影中的怀旧主题,其实不过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正如影片《花样年华》中最后的那个镜头所示,周慕云在异国他乡亲历了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访问柬埔寨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大事件,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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