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桓隼淠谋秤啊！ �
我觉得非常奇怪。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
“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
“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记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尤其是法官。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也许秩序委员会又会跳出来指责我有偏袒行为并侵犯了某人的辩护权，也许人权联盟也会马上作出反应，甚至以宣扬野蛮和极权为由将我告上欧洲法院。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相信那些所谓关注调查的记者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在每一次敏感的预审中，媒体和涉案公司间都会存在一种默契：以某些好处为交换，记者们在“恰当的时机”将手中的话筒对准某位和案件有关的律师，录下他为自己的当事人所做的辩护。这样的报道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它不仅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维护了公司的名誉，同时还间接地巩固了公司的地位。对于媒体来说，它们则可以通过发布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来自官方的调查——从这个公司得到好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媒体和涉案公司的这种合作也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双方的这种合作还会更加默契，甚至会发生连带关系并直接用现款交易。在埃尔夫案的预审结束之后，我碰到了一位很有名的评论作家，他承认多年前埃尔夫公司曾以重金相诱请他为公司“说些好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拒绝，但谁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呢？
埃尔夫案中被挪用的现金高达数亿法郎，它们都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装在箱子里直接由瑞士带出去的。由此看来，媒体绝对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尽管这个话题是不能随便讨论的（西班牙著名记者，《日报16》前主编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认为西班牙也存在类似情况：“整个社会都被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左右。所谓的调查型新闻根本就不存在，隐秘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着信息传播，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只是它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见1994年7月22日的《国家报》））。
每个当事人都会把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展现给公众，而把另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公众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夫案的预审机密当中可能有许多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但媒体却并没有将它们全部公之于众。某一天，我将这个案子中公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列了一张清单，结果惊奇地发现：媒体仅仅报道了其中的1/3，它们好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
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的。预审机密的保护对象是调查工作，而不是那些被调查的嫌疑人。在有些国家，嫌疑人背负的罪名是通过审理过程中的多个“窗口”公开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这样做也并不会被视为侵犯人权。如果案件涉及的利益非常重大（某个国有企业数十亿法郎的资金被人挪用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信息和民主自由自然就会要求调查透明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政界和知识界的人物就会对法官进行大肆攻击，而一些勇敢的记者也会站出来高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们太孤独了。
不过，如果缺少明确的标准，“最坏”和“最好”是会混淆的。一个案子的调查进程中总会掺杂着毫无根据的非难、虚假的消息和人为挑起的事端。上任伊始，我就从没想过要理解媒体的行事逻辑。在搜查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可疑的公司曾往某些知名记者的账户上存入了数目可观的现金，而这些记者不是这样那样的主编就是所谓的反恐专家……一个案子的背后总会存在大量的交易。我曾以为《鸭鸣报》会对传媒腐败进行冷嘲热讽，但我错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第三部分第26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1）
1999年夏天，疲惫到极点的我决定外出度假。日常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媒体风暴的来袭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评价某个人或某张报纸发表的言论，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只能用“喝咖啡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即使必须为反击图尔贡的谬论做一些准备，我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为了完成好必要的调查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埃尔夫案件的特殊性给我们增添了大量补充性的工作。每得到一个消息，我们都要将它核实至少十遍。精心包装的银行账户、名目繁多的海外企业、通过伦敦进行的转账……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弄懂，理清。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下过班，审问有时还会持续到半夜。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查阅和整理资料，以便将里面的疑点找出来。如果要通宵工作，我就干脆把资料全部铺在被子上。为了给听证会做准备，我常常在凌晨4点就爬起来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五公斤。这肉仿佛是专门为了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而长的。
许多涉案问题的关键都在国外。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希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同行能够早日查出结果。然而，“银行天堂”的司法系统充满了各种繁杂的调查申请手续，甚至是申请调查申请的手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外国同行迟迟不能把查得的有关资料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