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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春天，我在巴黎的一次非正式聚会上碰到了一些在法国经济界身居要职的人，他们有的驰骋于银行界和金融界，有的在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甚至税务部门当中担任掌舵人。借这个机会，我和一些研究洗钱的专家进行了一番长谈。我以一种随便但又有些隐秘的方式向各位专家提出了两个问题：您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腐败到了什么程度？您希望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看起来，这个问题对于这些专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不过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专业的腐败分子，他们一般都有另外的职业。腐败是一种复杂的游戏，而参加游戏的人却少之又少。能够看透事物的表象而触及本质的人很少，同样，能够在看透本质后全身而退的人也很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精英们在心智上也感到无能为力。
从专家们的谈话中，我收集了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据。几周之后，我离开了法国。
在挪威，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我必须理解挪威式的“心照不宣”，因为任何社会首先都是由一些隐秘规则构成的。文化积淀颇深的法国有着自己的特色，她美丽、好奇、优雅而善辩，还带着一点矫揉。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离我远去了。在挪威，我看到的是对平等的笃信、对自我奋斗的崇尚、对严谨态度近乎极端的追求、对大自然发自肺腑的热爱以及在恶劣环境中（挪威一年中有8个月都是天寒地冻）生存的勇气。
我的内心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在国外生活了35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挪威，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但又没有完全地脱胎换骨。在刚回来的那段日子里，过去和现在常常在我的眼前晕成一片，就好像两张轻轻叠在一起的灯影纸。我重新见到了童年的伙伴，好多尘封的记忆也慢慢在脑海里浮现。这里的语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说的挪威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我常常将挪威语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法语说给朋友们听——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乐趣。
第四部分第40节 另一个世界（3）
茅塞顿开
心态的调整是在一种几近惬意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甚至专门花了几周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宽松的环境。对于我的任命，挪威媒体表示了热烈欢迎，根据出版商为我的书起的名字，它们将我称为“腐败杀手”（像英语一样，挪威语也喜欢把两个词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新词。）。无论走到哪里，迎接我的都是友善的眼神和微笑。从事反经济犯罪的警察和法官们常常来拜访我，向我咨询意见。由于我为人热心而且拥有和经济犯罪打交道的丰富经验，遇到敏感案件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成了他们的“帮助中心”。
在法国，我的名字会激起众多的怨恨，但在我的家乡挪威，它却被众人视为一个永不低头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许多挪威人都相信自己的国家不会出现经济犯罪。在西班牙的巴尔塔萨•；加佐、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和瑞士的贝尔纳•；贝尔托萨等许多前辈级法官身上，我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从事反腐工作的法官在国外颇受欢迎，但在自己的国家却常常饱受攻击（在三年之内（1995年到1998年），米兰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安东尼奥•；德彼得罗共受到了27项指控，最后他不得不发动反击，以诽谤罪将那些曾攻击过他的记者和政界人士告上了法庭，前后共起诉353次（见1999年秋天出版的《国际政治》丛书85册第14页）。）。当一个法官对国家权力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往往会扰乱某些既定的游戏进程。由于拥有双重国籍，我在奥斯陆并没有像在巴黎那样受到口诛笔伐（2003年春天，我的这种优越地位也受到了轻微地动摇：当时的一桩经济案件牵涉到了挪威最有权势的经济界人物，而我则公开对该案件的调查者们表示了支持。随后，经济界的报纸连续发表了多篇令人感到恐惧的文章。在北欧，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经济犯罪进行批判，但有一种现象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巴黎、奥斯陆、米兰还是马德里）都是一样的：当司法调查触及国家权力的时候，后者就会马上祭出自己的两大法宝——强权和影响力——进行反扑。）。
几个星期之后的2002年9月，我到纽约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腐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会议。说实话，由于时差问题和轻微的支气管炎，我那天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会议之后居然收到了大量热情洋溢的电子邮件，来信者们告诉我，我的出席“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又有了工作的动力，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会面”。不过，听众们——其中不乏大学者和知名国际专家——并没有被我的发言所震撼，我讲的东西他们并不陌生。读完这些邮件后我才明白：他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本人来的，真正让他们燃起希望的是挪威政府的新政策。
一年以来，我已经多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在某些场合，我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我的礼遇。在墨西哥，议会和司法部都请我去做客；在联合国总部的走廊里，一些非洲外交官用跳舞的方式来祝贺我取得的成绩，并给我以鼓励；在比利时，前来听我演讲的听众挤满了整个大厅；在印度，我和瑞士前总检察官贝尔纳•；贝尔托萨一起为从印度各地慕名而来的法官们提供培训——他们在当今的反腐工作中遇到的障碍正是我们在过去十年中遭遇过的……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新的采访申请和公共活动请帖，它们来自全世界。
在巴黎法院的时候，我曾受到众人的敌视，但现在时来运转了。就我个人来讲，我可以细细地品尝这份安逸。在三年的任期内，我完全可以就在这种安逸之中昏昏度日，任凭时间在一个又一个的演讲中流逝。我的虚荣心将会得到很大满足，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当我面对挪威政府和全世界信仰法律的公民时，我会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
与此相反，我的工作应该是利用人民所寄予我们的期望和腐败作斗争。我并不害怕这种期望，因为它是支持我们行动的强大力量，就好像柔道中的精神力一样。我们这些“微型推进器”应该促使世界发生四到五次的较大变革，以对“精英们”“逍遥法外的特权”进行一定削弱。
在化学上，某种和反应物完全异质的物质往往可以成为加快反应进程的催化剂。来自惯有权力系统之外的我就是这样的催化剂。我必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以内行事：打个比方，一个信使在把信送到目的地之后就应该马上抽身而退，他不能凭自己的个人判断行事。如果我利用大家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支持力最终会把我毁灭。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取得一定的成绩，我本人和挪威政府都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第五部分第41节 高层腐败（1）
在进入外交圈子的时候，我始终保持着一个预审法官的特质——
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正如《朝圣之旅》中的主人公约翰•；
布尼安那样，“与其抬头仰望天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
这是一个国际谈判的世界。坐落在维也纳市郊的联合国大楼是一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雄伟建筑，在它那紧闭的大门后面，数以千计的各国官员们正来回穿梭，不停奔忙，夹杂着各种语言的谈话不绝于耳。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些法学家，他们不仅了解法律所有的细枝末节，还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不同的司法体系。
外交官们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戏剧，他们每字必争，而无止境的拉锯战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移动了几个标点和两三个形容词而已……在外交方面我并不擅长，我只是试着把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带到那些走廊上的闲谈、大使馆的晚宴以及酒店的早餐会中间去——在这些地方，每时每刻都有一些联盟在构建或解散。我和挪威代表团的伙伴们一起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交套车”。
当联合国的各种机构都倾向于采用一致同意制时，它们的工作量确实会很大。我总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看法——当然，这有时会令人大吃一惊，而外交官们则早已精通讲述事情却又不完全挑明的说话艺术。在需要举出具体实例的时候，他们总爱提到Uurdistan——《丁丁历险记》中的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国家：这样至少任何一位大使都不会有被触怒的可能……我不会去说Uurdistan，我只讲述事物本来的面目。
当一个代表团想发言时，通常的做法是在桌面上竖起一面本国的小国旗。在一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取消法官豁免权的建议。我刚开始论证我的观点，数十面小国旗就竖了起来。但我还是讲述了我自己在东方一些国家巡游的经历以及当地法官贪污受贿问题的严重程度：长期以来他们就习惯于用手中的裁定权来换取某些不正当的好处。我引用了许多例子。在我的发言结束时，所有的小国旗都放倒了。
就这样，而且常常是这样，在几秒钟的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口议论纷纷，思想也随之活跃起来。讨论会延伸到会议厅之外，大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冰冷，语气也随和了许多。
“幸福先生”的世界
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国际公约中都有一个独特的缺点：它们的起草者都是一些正直善良而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关心公众利益，他们总是在飞机场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然而，他们只是生活在政治体制的肥皂泡中，他们把贪污受贿和洗黑钱活动都想象成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然而这一切罪行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身边，有时甚至在他们政府内部。
我曾有幸参观了挪威的警察学校，并观看了一场虚拟演习。在一个新设定的环境之下，学员们要学习如何包围一个贩毒者的寓所。他们得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速冲向盥洗间，使得毒品贩子来不及转移他的毒品……但是，学员们却没有学习如何对一个涉嫌洗钱的银行家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海关的警犬可以发现海洛因，但它们对密码账户却束手无策。这种演习本该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应该撤销那些普通的彩色壁纸或者藏在涂釉脸盆后面的袋装粉末，换上一张钢质的或进口的木制办公桌，一块十厘米长的安哥拉山羊毛质地的机织割绒地毯，以及几台和国际票据交换所联网的电脑。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佐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从此以后，抢银行就捞不着多少钱了：想捞钱，把银行买下来就得了。”
当调查犯罪行为的重任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在晚上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