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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周昙认为魏无忌的命运代表着魏国的命运。他作诗《公子无忌》云：
赵解重围魏再昌，信陵贤德日馨芳。
昏蒙愚主听谗说，公子云亡国亦亡。
魏国政治人物关于魏国的议论
战国时的魏国是一个不断走下坡路的国家。魏斯执政时，北拓西争，国势兴旺，魏是最强大的国家。隔代至魏罃执政时，国家的政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马陵之战后，不断受到齐、秦的欺凌，战略上的攻势转为守势。后至魏圉执政时，虽有魏无忌的败秦之举，但已无法扭转被动的局势。魏自三家分晋起立国约二百年，于前225年为秦所灭。
纵观魏国的兴衰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国家对人才的态度与其本身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魏斯当年倡尚贤之风，广纳贤才，使用了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翟璜等一大批人才，创造了辉煌的政治业绩；魏罃时任用了一个小有才能的庞涓，但庞涓嫉贤妒能，排挤和迫害其他人才，使人才本已稀少的魏国又封闭了纳贤之门。其后的君主都少有爱才之心，魏圉连他的弟弟（无忌）都不能相容，由这些人所统驭的国家，其衰落是不足为怪的。
魏罃执政长达五十年，这是一个七雄争长的时期，当时魏斯的尚贤遗风使魏国在竞争中尚具某种优势，许多第一流的人才出自魏国，吴起、商鞅、孙膑都曾臣属于魏国，但魏罃的区区小才不能识别和驾驭他们，终使商鞅奔秦、孙膑逃齐，他们使魏国的东西两邻迅速崛起，导致魏国在大国争长中败落下风。错过了这一时期后，魏国的弱势使本身不再具有与秦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因而一步步地衰落，直至灭亡。
在人才与国势的关系中，人才的兴旺影响到国势的强大，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衰弱的国度，越不容易容纳人才，强盛的国度拥有众多的人才和辉煌的政绩，任何个人的建树都只是国家事业的一小部分，不足以引起权力核心的偏转，不能构成对君主个人的威胁，这时候有海纳百川之势；衰弱的国度里政权脆弱，任何人的稍许作为都可能引起对权力核心的震恐，而整体事业衰败下的惶恐心理使君主对部下的疑忌心更为敏感，这时候小河难容江川，他们对人才更多的是排斥和压抑，魏无忌的遭遇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考察魏国的历史，不能不为这个国家在七雄争长时期的一着不慎、错失良机而惋惜。魏国在地理位置上东齐西秦、南楚北赵，居平原之地，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列国竞争，它的主要战略性失误在于：第一，没有稳定的战略计划，从而没有稳定的军事目标和外交策略，东西为敌，四面出击，结果分散了力量。当时商鞅入秦后明确提出“非魏并秦，即秦并魏，其势不两存明矣”（第八十九回）。已明确地以魏为主要进攻目标，而魏国此时却正热心于对韩赵的争夺，在外交上又一度被苏秦、张仪等人所左右，缺乏独立的战略思想。第二，魏与韩赵三分晋室后，虽一度强大，但总有后劲不足之弊，它没有注意很好地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出兵频繁，以消耗国力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胜利，最后被齐、秦乘虚吞咬，钻了空子，造成一蹶难振的局面。第三，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魏罃无远见、少气魄、心胸窄。当时的相国公叔痤临死前将青年英才商鞅竭力推荐于他，他拒而不用，商鞅后在秦国变法，政绩显赫，列国震惊，最后因受到政敌的逼迫，不得已潜逃魏国，魏罃竟以其侵吞过魏国河西之地而欲囚之献秦，又把商鞅逼回了秦国。当时的列国尚无商鞅之匹，魏罃不知道商鞅的价值可以超过河西之地许多倍。如果魏罃这时能把商鞅保护下来，加以重用，再图恢复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却缺乏这样的气度和胸怀。第四，河西失于秦国后，魏国立刻丧失了与秦竞争的勇气，不久把国都由安邑迁至大梁，表示了对秦国的退让姑息。它再图恢复的勇气不足，对秦始终存有余悸，几次与秦作战中取观望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秦国的扩张吞噬之心。魏国由盛到衰，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
赵国政治人物赵国政治人物
赵氏原与秦国是同一祖先，五帝颛顼的苗裔，其后因助大禹平水有功，被舜赐姓嬴氏。夏商时代，其祖多有功绩，至周穆王时，赵祖造父为之驾车，因助穆王破敌有功，被赐以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镇）。其后叔带在周幽王时离周至晋，开始在晋国建立赵氏世家，后以赵为姓。叔带的五世孙赵夙为晋献公时的大将，因功而被增封土地。赵夙之孙赵衰跟随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是重耳的重要谋臣，重耳返国立为晋文公后，赵衰被封为原大夫，住于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被任以国政。其子赵盾长期执国政，对晋国有所建树，其子赵朔嗣位后，受奸臣陷害，遭“下宫之难”，几于灭宗，只有男婴赵武幸免得脱。十余年后，晋国政局变化，又起用了赵氏孤儿赵武，赵武执政时，春秋之世各大国出现了政权下移的趋势，赵氏之势渐强。赵鞅为晋卿时，他在晋国内讧中打败范氏、中行氏，扩大了封地，为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春秋末年，赵无恤嗣父赵鞅之位为晋国大夫，在晋末四卿的争斗中，他联合韩魏灭掉了智瑶之族，三分其地，壮大了赵氏势力，为“三家分晋”准备了一切条件。后来赵籍继位，与魏斯等人一起完成了“三家分晋”，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前386年迁都邯郸。当时赵国西有黄河，南临漳河与魏为界，东有清河与齐为界，北有易水与燕为界，西北傍阴山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战国初期，由于魏国的强大，赵国其时经历了一个相对衰弱的时期，赵无恤之后的几代君主均作为不大。战国中期，武灵王赵雍为克服国家的积弱局面，以极大的胆识进行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向北方开拓疆域，国势大盛。赵雍之子惠文王赵何执政为君时，秦国已开始了兼并战争，赵国由于蔺相如、廉颇、赵胜等人的参政用事，尚能维持基本的国势。孝成王赵丹为君时，奸臣用事，廉颇等人受到排挤，在秦赵长平之战的紧要时候，赵丹派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致使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卒被秦军一夜坑杀，造成赵国无法挽回的惨重损失。战国晚年，赵国虽有庞煖、李牧等名将，但军事上的衰弱和政治上的腐败终使他们无力振兴国家。后来，秦兵围赵都邯郸，国君赵迁惧而出降，公子赵嘉奔至代地（今河北蔚县），自立为代王，守赵祀六年，前222年为秦所灭。
自前453年赵与韩魏共灭智氏，至前222年赵为秦所灭，赵国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赵无恤是赵国实际上的开创人，赵雍是国家的中兴君主，蔺相如、廉颇等人是赵国中后期的顶梁之柱，他们力扶将倾之大厦，对赵国的政治有重要的影响。赵括被用，是赵国衰落的契机，他在长平之战中真正地葬送了国家，使赵国加速走向灭亡。
赵国政治人物赵无恤：大勇之下无畏强敌（1）
赵无恤，晋末四卿之一。晋卿智瑶专权时，以伐越争霸为名，向韩、魏、赵三家索地，以图扩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当时韩魏两家业已割地，而赵无恤拒绝了智瑶的要求，与其直接对抗，被智瑶所纠合的三家联军围困于晋阳，在智瑶水淹晋阳的关键时刻，赵无恤派人出城，暗中联络韩魏反叛智瑶，最后三家反灭智氏，三分其地，为赵国的建立开创了局面。
赵无恤在智瑶的压力面前能够明察政局，不畏强敌；面临败亡的威胁，他能沉着应付，积极寻求政治阵营的新组合，败中求胜；胜敌之后又及时转换领导方式，对部下实施礼化教育，这些方面均表现了他创国的精明。
大勇
智瑶索到韩魏之地后，派人来赵府求地，赵无恤拒绝说：“土地乃先世所传，安敢弃之？韩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智瑶闻报大怒，乃尽出私甲，以灭赵分地为条件，合韩魏之势，一同杀奔赵府，赵无恤退守晋阳，拉开了与强敌较量的战幕。
当时四卿势力中赵氏不为最强，赵无恤所以敢与智瑶纠合的势力相对抗，绝不是一时的莽撞，主要地在于他对政局的正确观察，这种观察在他和谋臣张孟谈的多次谈话中体现了出来。当时晋国公室暗弱，对四卿无力相制，在智瑶挑起的四卿争斗中，智瑶合三家之众，气势汹汹，但实际上正如张孟谈所谈到的：“韩魏无仇于赵，特为智瑶所迫耳。两家割地，亦非心愿，虽同兵而实不同心，不出数月，必有自相猜疑之事。”他们看到了智瑶与韩魏之间的深刻矛盾，知道这种矛盾迟早会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破裂，从而发生政治局势的必然性转机。
赵无恤对政治局势的正确判断还在于充分注意到了自己一方的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第一，身边有足智多谋的张孟谈等人才，张孟谈长于谋略，熟悉国情，忠诚可靠，只要能充分相信并依靠这类人物，就能形成敌方无法比拟的现实的智力优势。第二，晋阳由赵氏经营多年，赵氏家臣尹铎向当地百姓数十年施宽恤之恩，百姓愿为效死，赵氏在这里的群众基础是相当巩固的。第三，当年家臣董安于筑晋阳城时，城墙高固，公宫之墙垣均以箭杆之料筑造，获蒿等物足以造箭，而堂室之柱皆以精铜为料，卸而用之，铸兵器有余，早年的备战措施在此时正好发挥巨大的作用。赵无恤在防御战中曾感叹说：“甚哉，治国之需贤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备，得尹铎而民心归，天祚赵氏，其未艾乎？”表达了他对自己优势的肯定和对御敌成功的信心。
赵无恤对智瑶本人也是早有所了解的，还在赵鞅为卿时，赵无恤以世子身份代替父亲随智瑶从征，智瑶以酒灌无恤，无恤不能饮，智瑶乘醉发怒，以酒器投无恤之面，面伤出血，赵氏将士欲教训智瑶，无恤劝说：“此小耻，吾姑忍之。”（第八十三回）班师回国后，智瑶反在赵鞅跟前说无恤的坏话，要让赵鞅废掉无恤，无恤知道智瑶的为人，了解他贪利、自傲和愚鲁的性格特点。无恤敢于严词拒绝智瑶之请，就是料定他成不了气候。
赵无恤在敌强我弱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深刻分析政局的构成及其发展趋势，能充分看到敌我之间的优劣对比，他不为敌人表面的气势所吓倒，勇敢地与其起而抗争，表现了政治人物应有的无畏气概。
大智
赵无恤在少年之时就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