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人们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表是死的，现实的许多情况是活的，就像战争一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决定能否取得战争预期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可下雨怎么办？有一次长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让横穿，一定要等一队长长的国宾车队走过。整整二十分钟，我因为急着到校，差点让警察把我当作“破坏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里堵了一肚子火，最后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其实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车还离她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这个擦破了一点皮的老太太死赖着让我拉她到医院去看伤。我说我是学生，我要上课去，我把名字留给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疗费，我一定让我父母来付给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说你留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当时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没有办法，她还是死死地拉住我的书包带不让我走，更可恶的是，在场的两个中年人也跟着起哄，不放我走。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伤都没有，只花了二十块挂号费和一点包扎费。这时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经十一点了。半天课没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时间补回来。
哪有时间补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是严格地被安排着，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须严格控制在五分钟内，否则老爸就会说我是有意磨蹭。那次为了补课，我不得不利用同学中午吃饭和课间休息的间隙，摘抄老师讲课笔记。谁知那几天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饭冷了些，不争气的肚子就闹起来了。这一折腾我就开始发烧，一直烧到三十九度五。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天，打针、吃药，吊葡萄糖，那几天里虽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觉却是那样地好。因为多少年里，我天天都得无休止地早起晚归，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烈日暴晒，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填海般地往脑子里装知识——谁知道这种知识以后还能否用得着。看样子爸妈都很着急，看得出，他们大半是怕我耽误太多的课程，而并非关心我的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我可以出院上学了，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以出院吧。医生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8点左右，小护士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三十八度四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对了，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末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6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早餐。
6点40分：从家出发，倒三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8点30分：开始在那儿上三节英语补习。
11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12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13点一直至20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21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21点半至23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6点起床（同样比平时多获得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至7点20分左右进行一个小时的早自习。
7点30分左右，与家人共进早餐（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与家人共进的早餐）。
8点半至12点：完成两个补习学校的作业。
12点至12点半，与妈共进午餐，老爸为了我的学费和改进全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每周在一位开饭馆的东北插队战友那儿帮忙一天，早十点离家，一直到晚上九时左右回来。
12点半以后，开始做自己学校的作业，这个任务一般都要到吃晚饭后的前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21点至24点：自习（这是老爸规定的每星期“法定三小时”）。
周末两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其单调与所付出的艰辛甚至超过平时。也许我的脑子里总有一种想偷懒的意识存在，周末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气的妈妈作梗。
一次是“鸡蛋剥壳”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6点起床，等洗漱穿衣完毕，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书包，坐到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的饭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样式：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块面包。可是那天我“出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由妈完成的一道工序，这天不知怎么被忽略了：鸡蛋壳竟然没有剥好！于是我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妈，这让人怎么吃呀！快来快来！
妈正在忙着给外出的爸爸找衣服之类的东西，被我这么一叫，便赶紧从里屋往小餐厅走。“啥事？”妈的神色显得很紧张地问我。
我像老爷似的伸伸脖子，冲着桌面上的东西说：“你看，鸡蛋壳还没有剥呢！”
妈突然感到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嘴里连声说着：“哟，我咋把这事忘了！”说着就动起手剥蛋皮。妈的手动了几下就又忽然停了下来，怒发冲冠地对着我大喝一声：“你死人啊？这么大的人怎么连个鸡蛋壳都不知道自己剥一剥呀？”
我呢，死心眼一个，眼睛瞅着墙上的那只挂钟，嘴里却不自觉地吐出了这句不该说的话：“我是死人吗？你没看时间多过了五分钟呀！我要迟到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我见妈一下像泄了气似的瘫倒在地，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双腿，悲切地哭嚎起来：“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呀！你这个臭小子，我、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呀？呜呜呜……”
妈妈的哭声把我唤醒了：是啊，我都十八岁了，难道为了上大学而变成一个连鸡蛋壳都不会剥的寄生虫了？假如是这样，我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对得起辛勤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吗？我仿佛自己一下从多年养成的恶习中醒悟，抖着双手将瘫坐在地的妈扶起，并对她说：“妈，是我不对，以后我自己剥鸡蛋壳。”妈一听，愣了半晌，然后破涕为笑，说：“不怪你，是妈耽误了你的时间。”说着又站起身麻利地为我剥着鸡蛋壳。看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落下，“哇”的一声扑在了妈的怀里……妈妈笑了，带着几分苦涩，然后指指墙上的钟表：该是上课的时间了！我低头“嗯”了一声，便匆匆吃过早餐去了学校，但从此，每当我坐在桌前吃起妈妈做好的饭菜以及剥光壳的鸡蛋时，心中自然而然地恨起墙上的那只钟表，以及我自己的那两张“作息表”，我无数次地撕毁过它，可又无奈地无数次重新将它贴到床头的墙上……当我无比愤恨它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想起妈妈的那次瘫坐在地上哭嚎和父亲每个星期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情景。
我只想好好上完高三，争取考上大学，这也许是惟一能真正撕毁“作息表”的出路吧！因为我深深明白，那张不起眼的“作息表”，既是我命运的“生死牌”，又是爸妈对我的“希望榜”……
第四章 苦水倒不尽 青春好烦恼“我没病，为什么非要进医院？”
——高三生自述之二
我是个女孩，从小天真烂漫，爱说爱唱，但是考进重点中学后，我的“擅长”被无情地剥夺了，特别是进入高三后，那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家”——我们都偷偷地这样称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就更不得了啦，几乎每天要在课堂上讲一通：“同学们，现在是最后的时间了。命运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把一切爱好、一切性格全部埋藏起来，集中所有精力，学习
、复习、复习、学习……”在她的严管下，班上的文学社停了，歌舞组停了，甚至连女生和男生之间的玩笑也停了。如果她见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生在中午休息时说段开心话，也会板着脸过来训斥道：“有时间说废话还不如多养养精神！快，去午休！”
日复一日，我们往日充满活跃和朝气的班级，变得除了读书和回答问题时有声音外，仿佛相互都成了陌生人，除了埋头做作业，就各自捂头睡大觉。不是没有想说话的人，也不是没有想笑的人，只是那个“老人家”时时刻刻像幽灵似的站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刚想彼此说一句轻松的笑话时，突然发现她在身后站着，神经就会一下紧张起来，刚刚有的一份开心也随之消逝了……唉，我是个从小爱说爱笑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如果一小时里没有从我嘴里说出一句逗得老师和同学乐弯腰的笑话，有人就会以为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到了高中特别是高三后，“老人家”似乎对我格外严管，想必她早已从其他老师那儿了解了我的秉性，所以，只要有同学刚想与我说上一两句轻松些的话，又立马将后面的话咽回肚里，脸色也变得非常特别，这时我转过身，准会看到“老人家”就站在我身后。慢慢地，同学们远离我，仿佛见了我就像见了艾滋病患者。有一次我真火了，抓住一个原本与我很要好的女同学，抱住她就挠她痒痒。谁知那同学急得大嚎起来，她越嚎我就越使劲搂住她，谁知她竟用胳膊狠狠地捅在我的左脸颊上，在我“哇”地叫疼的那一瞬间，她逃跑了。我当时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动，我心头感到无比惊骇，难道同学们都因为迎接高考而变成连玩笑都不能开的小胆子“羊羔”了？当我再转过头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老人
家”——她毫无表情地告诉我：下午下课后，到她办公室去一趟……
从“老人家”的办公室走出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高三里，我再不与同学们说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我发现，以往总跟在我身后的那个“老人家”也不再像幽灵似的盯着我了，而且那张古板的脸有时也朝我笑笑，可我觉得她的笑与狼嚎时的狰狞没有什么区别。
日子又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