骸肮俏饰遥裁赐狭�10年之久才给他们。我应当怎么回答？”胡佛说：“把过错推到中央情报局身上。”
胡佛在晚年时期开始禁止联邦调查局使用“非法手段”调查，结果很快就遭到其他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抗议。联邦调查局本来就很少向其他部门提供情报，现在更是根本不提供了。这严重地损害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因为在国内，它没有合法权利和特许状从事任何调查，必须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协助。
这时，有两个已被察觉的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两个人并窃听他们的电话。但是胡佛拒绝了，并且吼了起来：“我们又不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他对手下的人说：“告诉赫尔姆斯先生，如果他想监视这两个人，他可以自己干。” 赫尔姆斯听到这句话后，非常冷静地让那个人回去告诉胡佛：“我不打算命令我的人在纽约城里搞监视活动。我们无权干这种事。所以，你们要是不搞，那就干不成了。” 赫尔姆斯知道，如果他下令在纽约搞监视活动，胡佛会立刻告诉新闻界，他最乐意给别人设置这种圈套了。
胡佛不止和中情局一家闹矛盾。几乎华盛顿所有情报机构的主要领导人都和他吵过架。美国设有全国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局长任主席，负责协调全国13个军队和政府部门的主要情报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但是“协调”只是一个虚名，他没有实际权力命令和调动联邦调查局。而胡佛在很多时候总不愿意与大家合作，他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领导权不容干涉。
有一次，情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要求各个机构成员把自己部门的印章牌带去，并且全都做成直径为12英寸的圆形，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并排挂在会议室的墙上。萨利文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负责这项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在去情报委员会开会之前，他去局总部取印章牌。包装印章牌的硬纸盒的尺寸太大，他觉得有点不对劲，想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差错。但是工作人员说这是经胡佛局长本人同意的印章牌，他只好用手拎着这个大包装盒上了汽车。来到会议室打开纸盒一看，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联邦调查局的印章牌直径足足有3英尺，几乎比其他机构的印章牌大三倍。挂在那里特别突兀。他感到十分难堪，却无可奈何。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开玩笑，他们建议萨利文征得胡佛的同意，做一个比这块再大一倍的联邦调查局牌子，把它单独挂在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把所有其他部门的牌子挂在对面墙上，这样一定会更对称。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胡佛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
中央情报局对胡佛也不客气。有一次中情局派一个特工在国内搞秘密行动，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这牵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中情局要求胡佛网开一面，予以配合。结果自负的胡佛很干脆地拒绝了。这回胡佛彻底把中情局惹火了。于是中情局派了一个人去面见胡佛，递给他一大叠照片，都是关于他搞同性恋的。胡佛当场气得“暴跳如雷”，“把照片扔得满地都是”，并“指着门咆哮着让他滚出去”。不过事情倒是解决了，那个特工很快没事了。
胡佛在1972年去世，他在任时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乎都和他吵过、斗过。但是，虽然双方一直看对方不顺眼，两个机构之间的基本合作还是一直保持着。即使在胡佛最厌恶中情局的那段时间，他的手下还是和中情局背着他开展了不少合作。有一次，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案件上，联邦调查局需要付给一个告密者大笔金额，但是胡佛削减了这一款项。萨利文找到赫尔姆斯，后者从中情局经费中给了联邦调查局9000美元，双方合作，获得了急需的极其重要的情报。
胡佛去世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竞争与矛盾在所难免。例如，在谁有资格审理苏联克格勃叛逃者的问题上，双方一直争论不休，即使有时能经过协调达成妥协，也各自把从叛逃者那里知道的情况瞒着不告诉对方。
1987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H·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受到非常冷淡的欢迎，甚至怀疑和敌视。所有人都怀疑总统做出这决定是不是疯了。不过韦伯斯特的作为逐渐赢得了中情局工作人员的认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大大加强，关系有了不错的进展。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11）
作为美国最主要的两个情报机构，相似的工作性质、看似明确实则紧密相关的任务分工，部门利益的竞争，以及在具体意见上的分歧，都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天生就是竞争对手，这种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双方一直保持着这种既合作又提防的关系，明争暗斗不见减少。在90年代后期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中情局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迟迟没有将一名外国间谍的活动通知联邦调查局，最后这个外国间谍有所察觉，自杀并毁掉了重要资料，线索被迫中断。联邦调查局为这个和中情局大吵了一场。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情报界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是被国会和公众责难的焦点。双方都有失职之处：中央情报局未能在国外获得本·拉登策划这一活动的预警情报，联邦调查局则没能在国内发现和制止恐怖分子的准备活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各情报机构门户之见太深，互不合作、不通信息，是这个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曾一度就“9·11”事件相互责难，都说问题出在对方。这样的互相指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双方都意识到对彼此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心加强相互间的情报合作与共享。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将这一点列入他的改革计划中，决定设立一个情报办公室，由中央情报局派员管理，并由中央情报局派出专家帮助联邦调查局收集和分析情报。中央情报局对这一点予以积极配合。
2004年10月，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就“9·11”恐怖袭击预警的责任问题达成谅解，承诺今后不再相互指责对方有失职行为。他们达成谅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双方合作逮捕了美籍“基地”组织成员穆加西尔，挫败了一起袭击阴谋。
然而，这两家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很快，在审讯俘虏的问题上，双方又发生了争执。
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军手里抓到了不少俘虏，其中不乏重要分子，如“基地”组织的重要头目本·沙伊赫·利比，阿布·祖拜达，穆罕默德·卡塔尼等。按照惯例，审讯俘虏是联邦调查局的传统地盘，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紧迫开展，中央情报局得到授权，使用新的、更加严厉的审讯手段，撬开被俘恐怖嫌疑人的嘴巴。对于联邦调查局“只给胡萝卜不加大棒”的审讯策略，中情局认为太“纯洁”，并且收效太慢。二者由此开展了关于审讯权的“激烈争斗”。 双方互不相让。联邦调查局把问题捅到局长米勒那里，中央情报局找到该局负责反恐问题的负责人科弗·布莱克。布莱克打电话给局长乔治·特纳特，后者直接去了白宫。最后，这些重要分子被交给了中情局。
在关塔那摩基地，中情局严酷的审讯手段让联邦调查局大开眼界，只有“好奇地将鼻子贴在玻璃上观看”的份儿。殴打、饥饿、剥夺睡眠、感官刺激、水牢、还有一种“水板”刑罚：在被审讯者脸上盖一块湿布，并不断往湿布上滴水，这样受刑者会产生溺水的感觉。
中情局在执行命令之前没有忘记自我保护，但是，尽管司法部备忘录为他们的做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还是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直以执法部门自居的联邦调查局认为自己被边缘化了，并且不认同中情局的审讯手段；随着虐俘丑闻不断被揭露，军方也对中情局提出抗议。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终于不堪各种重荷，宣布辞职。
“9·11”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加大了机构组织的改造力度，前者加重对人力情报的投入，后者扩大了权限，进行机构改革。不论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对老对手之间既合作又争斗的关系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合作不会终止，争斗更不会罢休。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炮弹打向国务院（1）…（图）
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美国的政界被一种极度的恐怖气氛包围着。整个美国上到总统，下到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惴惴不安。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突然被有关部门提审，被控告与共产党有联系，而因此遭受牢狱之灾。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麦卡锡主义”带来的，被称之为“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
从4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的这一股极端的思潮，被成为“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的鼓吹者便是约瑟夫·R·麦卡锡。他是当时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是有名的反共狂热分子。他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所以称之为偶然，是因为当时的朝鲜战争和园子间谍案给他提供了活动的气氛。因此，当其大肆宣称共产主义包围了美国的时候，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大清洗的狂潮。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麦卡锡主义”。在40年代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上到总统，下到普通的民众都没有享受安稳的生活，而是活在麦卡锡的恐怖中。
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当时人们评价说 “他大胆而且十分巧妙的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颠倒黑白的。1939年他成为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是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在参加竞选巡回法官时竟然虚报了年龄！不仅如此，麦卡锡还欺骗人民称自己参加过战争，并且在他英勇无畏的冲锋陷阵时遭受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严重受伤。“炮弹的碎片曾钻进了我的胳膊里、大腿里，我的身体承受着剧痛，可是我的爱国激情让我感到快乐。”据他自己说，医生和护士都为他感动的落泪。他高明的谎言终于取得了成效，使他在1946年成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可是，纸始终包不住火，没有多久，麦卡锡的谎言逐渐被人民识破。他渐渐地从一个战斗英雄、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热衷于喝酒和赌博的骗子。当时人们都知道，麦卡锡议员关心的不是人们的福利，而是威士忌酒。当所有的人对麦卡锡失望至极，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向灭亡的时候，麦卡锡找到了最后的一张牌，也是可以救命的杀手锏——麦卡锡主义。可以说，他利用当时偶然出现的政治气氛，将它推至夸张顶点，使人们进入了一种共产主义恐怖而忘记了他之前的种种劣端，甚至转而感谢他。麦卡锡再一次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并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成就自己的政治事业。
第一个遭到麦卡锡攻击的是美国国务院。1950年麦卡锡主义首先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