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
反观我们的社会，就往往会令人们有一丝不安。只要看一下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告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在房产的广告中，动辄就是“帝景”、“王府”、“豪宅”、“尊贵”、“至尊”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不断地激发着人们这样一个信念：你只有成为一个人上人，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有价值的。有一段时间，一句来自电影《巴顿将军》中的话几乎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这话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人常说的“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皇帝梦”。然而，在这同时，社会用以肯定成功的标准提高了，范围也就变窄了。职业经理做的再好，如果没当老板也不算成功；考大学如果没考上北大、清华，就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失败；没住到最好的房子里去，没开上最好的汽车，就还没有真正成为人上人。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浮躁和奢华的社会风气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前些天网上流传个帖子“德国人不开‘大奔’”。作者说，到德国旅游时，路上跑的车一辆比一辆小，如果没有奔驰、宝马的标志，还真像我们满街跑的夏利两厢车，有款不知名的车竟然比国产奥拓轿车还小许多。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好车的定义除了出身豪门之外，还有一项就是大排气量、豪华配置，在国内经常看到的宝马7系、奔驰S级的轿车在德国一路上愣是没看到，莫非德国人开不起好车，都出口赚外汇了？在德国，谁开了一辆大排气量的汽车，周围就会投来蔑视的目光。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尽管我们的人均收入要低得多，但开两厢车仿佛是一件没面子的事情，就是政府也一度想把两厢车限制在长安街之外。
人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总是与资源的占有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说，占有资源多的人社会地位就高些，占有资源少的人社会地位就低些。差异在于对资源的理解。过去人们更多的是将资源理解为财富，即物质资源。而现代社会学则认为，资源至少有三种，即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分别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正如经济学告诉人们的，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是稀缺的，或者说是有限的。而且每一种资源按照其价值和数量来说，都可以排列为一种金字塔结构。也就是说，价值越高的数量越少。就像人们设立奖项一样，往往是一等奖数量要少于二等奖，二等奖数量要少于三等奖。一般的情况是，越是要鼓励竞争，能获得最有价值的资源的人数就越少。如在体育比赛中，往往是冠军、亚军、季军各一名，偶尔有两名并列季军。正因为如此，比赛会异常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冠军才是有意义的。然而，社会生活不是体育比赛。尽管在社会生活中竞争是不可缺少的，甚至竞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从根本上说，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并不是为了比赛。在体育比赛中，需要以无数人的挫折感来衬托冠军的成功，但在社会生活中，则不能用绝大多数人的挫折来衬托极少数人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类似竞赛的因素的话，也总是要将“获奖面”扩大。就此而言，可以说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就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原则。用一个并不完全贴切的比喻，也许可以将中产阶级比喻为社会生活中的“亚军”。而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则实现了这样的一种安排，一是在人数上，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二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成为一种价值和生活理想的归宿。可以说，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中，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资源配置。相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成功者，社会也只对少数人的成功给予肯定，必然会伴随着大多数人的挫折感，当这种挫折感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会形成对社会生活秩序的威胁。
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时有人对中产阶层的发育寄予厚望。在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上，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的取向也日益明确。但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育得还相当缓慢。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中之外，中产阶层还是踪影难觅。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要做人上人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在今天的畸形发育，也不利于营造一个中产阶层的生活氛围。因此，要拓展一个适合多数人生活的家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铺设连接在两个世界间的阶梯
1914年，一个50岁的、从未受过系统社会学训练的职业记者受聘于当时在美国名声显赫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不过，这是一个临时性的教职，报酬只有区区500美元，略胜于无。9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正教授，并最终做到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主席。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掌门人罗伯特·帕克。
20世纪初期的美国，很有点像当今的中国。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个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飞速地扩张起来，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而城市仿佛要被这突然增加的人口撑爆了。芝加哥就是这些城市中典型的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的人蜂拥到这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在给这个城市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这个城市造就了种种的社会问题。于是以研究城市问题著名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应运而生。
在帕克的城市研究中，有一个有名的概念，就是“社会距离”。这个概念不是帕克自己发明的，而是从他的德国老师齐美尔那里借用来的。在帕克看来，所谓“社会距离”，就是各个社会集团或不同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因此，可以说，社会距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当时的芝加哥，这特别是指不同种族之间的亲近程度。
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力图用“社会距离”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所谓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城市中的情形是在一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问题的内涵与19世纪的芝加哥又不完全相同。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构建了一个城乡隔绝的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同时也包括一系列的其他制度安排，有较真儿的专家列举了14种这样的制度，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主副食品配给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其结果就是，城市人和农村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形成了。这两种社会身份的隔绝有多深？只要注意一下当时（乃至现在）存在的城乡之间事实上的不通婚，我们就可以领会其中的含义了。
不过，在改革前的时代，两个世界的人们隔着制度相望，地理距离与社会距离的叠加缓和了这种紧张的压迫感。而在今天，当大量的农村居民利用渐渐软化的户籍制度的缝隙涌入城市的时候，昔日互相隔绝的两个世界被压缩到了同一个空间之中。这里所说的同一个空间，可能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城市、区域，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住宅楼、公共汽车或一个什么其他的场所。
当吸引力巨大的城市将残存的僵硬体制吞噬进来的时候，也就在它自己的内部复制了一种二元的结构。这样，一个共同的城市生活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对于政府来说，意味着“我们”和“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因为只有架设起这座桥梁，那个寄居在城市但又被这个城市所排斥的世界才能融合和同化进来，人们所说的城市化也才能真正实现。
然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最近的几年中，媒体上充满了废除二元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平等待遇的呼声。
无论是从社会道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城市化的理性考虑来说，这个要求都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即使是打破了户籍制度的壁垒，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就可以融入这个城市吗？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二元制度结构的背景之下，一种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而在这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无论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也无论城市是大是小，在那个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几乎是全国统一的——500元上下。甚至在不同的工种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中，大体相当于七八个人在中等的餐馆吃一顿饭，相当于城郊一居室楼房半个月的租金，相当于一身比较廉价的西服的价格。
仅此而言，“外地人”融入城市社会，谈何容易？
因此，更确切地说，要融合这两个世界，需要做的还不是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因为这桥梁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而是要铺设连接这两个世界的阶梯。阶梯是渐进而连续的。
然而，在这个连续性的阶梯中，有那么几级台阶，却似乎恰恰要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被打掉。
无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场历史性变革的关节点上，这就是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转变（在人口的意义上）。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7％。而按照目前的规划，在今后的若干年中，每年大约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再过十几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超过50％。对于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
但农村人口如何进入城市而且融入城市，从而成为城市真正的居民？从上面所分析的情况看，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开始就住进两居室、三居室的楼房。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现实的落脚点是城郊结合部的棚户区。但正如我们在每一个有点规模的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在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中，这些棚户区正在成为拆迁改造的对象。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一段很好的话：棚户区对于城市来说是成本最小的城市化途径，对于进入城市的“外来人”来说，是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很好场所。而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说，是他们几乎唯一的落脚之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城市日益变得美伦美奂的同时，外地人的落脚之地却在消失，那几级可以将他们与城市连接起来的阶梯正在坍塌。当我收到编辑约稿信的时候，正值纪念美国著名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演讲40周年。因此，在写这篇断想式的文章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他那可以作为人类永恒理想的声音：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山冈上，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