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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蹓蹓跶跶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儿。”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不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 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 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第五部分活着跟你们受窝囊气
晚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不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 “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挑老高。 “你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句。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颠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嗦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噜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 “他是９４１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 “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