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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送病毒时,即便有时货物有100多升,运送者也不知道里面包含的是什么。而且,在出现滴漏或溢出时,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紧急排污包。其实很多时候,连岛上的科学家也不知道包裹里面的样品到底是什么。
1970年6月,名叫阿尔弗莱德•;冯•;哈斯尔(Alfred Von Hassel)的病毒运送员在里弗黑德的诺斯维尔收费公路发生车祸丧生,事故地点距离普拉姆岛约50公里。当时,他正在运送一种不知名的生化用品。装病毒的容器是一个大约30厘米长、30厘米宽、46厘米高的铝制小瓶,当时就放在出事故的汽车上,事后,小瓶从路边的田地里被找回来。幸运的是,当时普拉姆岛安全保卫利奥•;戈利兹(Leo Golisz)正好路过,他从车上的“美国政府”标记认出了事故车,并把化学药剂交回给普拉姆岛。据其他工作人员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了别的包裹可能就会渗漏,因为他们看到过运送的小型冰箱和纸板包装盒底端都有液体。
这种无视安全保卫措施的行为屡见不鲜,几乎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雇员告诉调查人员,禁用有毒化学农药的禁令都颁布了四年,普拉姆岛还在随意使用DDT杀虫剂。岛上的两个实验室每天随意向长岛海峡和加德纳斯湾排放废物,而且不经任何检测措施,看是否还含有未经净化处理的细菌和病毒。本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要求,在焚烧任何放射性物质时都应该用盖革计数器进行测试,但岛上两名雇员承认,这么多年来,岛上的焚化炉间一直都没有进行过任何辐射程度测试。事实上,不仅奥连特尖岬化学品运输仓库的安全性工作名存实亡,岛上病毒实验室大楼的保安房间也已经空置许久了。原来有34名保安的巡逻队现今剩下了不到11人,全年都只有这几个人盯着。“我可以开摩托艇把你送到岛上。”一名员工说,“并把你送到实验室里去——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
于是,疾病出现了。
第二部分你放过我吧
詹姆斯•;洛宾森(化名)是实验室玻璃器具部的工人,因为生病于1975年提前退休,农业部按工资的40%给他发退休金。岛上工会向农业部施压,说这名员工一直在危险的微生物环境下工作,农业部才把他的退休金标准定为原工资的80%,这才平息了员工们的不。多年来,虽然工会负责人一直都重复着这样的争取工作,但管理层对此并没有丝毫的改进?
布鲁斯•;贝克尔(化名)是一名安全技师,他也得病了,发低烧,行动迟缓。血压很高。他的保健医生说他感染了一种类似感冒的病毒。到了1974年8月,他的情况更糟了:任何微小的运动都会造成皮肤肿胀,经常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消失。贝克尔先后在里弗黑德医院和杰斐逊港的圣•;查尔斯医院做了肾、肺叶的切片,普拉姆岛的护士弗朗斯•;德克里斯托法罗(France DeCristofaro)也为他介绍了一位医生,结果都诊断为一种未知病毒造成的疾病。里弗黑德的乔治森医生(Georgeson)还建议贝克尔去波士顿的一家诊所试试,结果依然无法确诊。那里的医生只建议贝克尔切除一个肾,但没有告诉他原因。1976年3月,工人赔偿委员会为他介绍了一名医生。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给贝克尔打了两针,但他的手臂上还是有两处肿胀。医生对他说:“有两种可能,你很健康,或者是目前没有这种病例的记载。”他把贝克尔的样本寄到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进行动物病毒的化验,一个月以后,化验结果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拒绝继续为贝克尔治疗,他说:“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乔治森大夫想再给你打针的话,我可以把血清给他。”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与罗恩一起去普拉姆岛的两位记者一头扎进了国会图书馆里研究资料,而罗恩和其他的国会实习生则游说《萨福克县时报》(Suffolk Times)和其他几份地方报纸,向他们讲述普拉姆岛的情况,并在旧报纸里寻找更多的线索。后来,罗恩终于决定自己独闯位于奥连特尖岬的船坞码头和仓库。为了防止被发现,他在途中还更换了汽车。他回忆道:“进入仓库大楼后,我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冰柜,打开后看见里面的瓶子里装有黄色的东西,瓶上贴着拉丁文标签。虽说我不是科学家,但看起来这些很可能是病毒。之后,我又在四周转了转。”接着,心满意足的实习生“侦探”,跳上汽车,就快速离开了。后来他说,他此行没有受到任何安全检查。
正当调查结果即将水落石出时,调查工作却在1976年8月被人悄悄破坏了。本来愿意同他们谈话的一位科学家临时改变了主意,说他的主管建议他最好不要说。另外还有人告诉罗恩:“如果我说主管卡利斯告诉我们,不能跟你们谈话,你应当不会觉得惊讶吧。”当试图接近那些低层的实验室技师或工人时,罗恩他们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去问卡利斯吧。”“我们当时都很明白,有人暗中监视着我们。当我们给某人打电话时,他就会说,‘我知道你们是谁。’然后就挂掉电话。原先提供过信息的人也退缩了,他们害怕我们发表的东西会导致他们被解雇。”有个女人在接到罗恩的电话时几乎要垮了,她哭着说:“他们是不允许我讲话的,你放过我吧!”
无奈之下,罗恩只好整理了现有的研究和采访后,以国会议员唐尼的名义向军方和农业部写了信,要求获得对此次调查的回应。来自军方的回应简短而又带着几分屈尊的口气,开头是这样的:“唐尼先生……”(后来唐尼说:“这真有趣,他们为什么不称呼我“亲爱的国会议员先生”呢,就像一般的公函一样?)信中说,军方已于去年逐步退出了和农业相关的活动。在尼克松总统命令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停止进攻型生化武器实验的7年后,军方已经把德特里克堡的大权交给了农业部。军方也表示,普拉姆岛的情况与此相似。同时,军方还解释说,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与普拉姆岛之间密切的联系是为了“防卫我们的农畜牧业不受生化武器的攻击”。同时,“军方的目的在于……在微生物领域的研究中尽一份力量……这些年里,军方和农业部在这方面也通力合作……两个部门在工作层面进行沟通……”两者的这种关系自建立军方的细菌战实验室时就开始了,也就是1952年的257实验室初建之时。
罗恩他们还向农业部发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普拉姆岛主管杰里•;卡利斯的,要求他公布普拉姆岛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这封信可给卡利斯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唐尼先生是当地的国会议员,也是农业委员会中的一员。普拉姆岛必须要小心应对。在信中,罗恩要求普拉姆岛官员提供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有关的一切报告、信件、文件、名单等。同时,受《新闻日报》两位记者的启发,罗恩还要求普拉姆岛提供关于寄往德特里克堡、巴拿马运河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猪瘟”病毒的信息。总之,罗恩向普拉姆岛一共提了56个相关要求,有些要求里还有更多的副要求。
信的结尾写道:“考虑到所要求信息以及此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您能对此事给与高度的关注及最紧急的处理。”但实际上,此事根本就急不得,因为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而实习生罗恩也要回到大学里继续读书了。
一直到8月底,罗恩还在等农业部的回复。与此同时,他写了一份“总结”给老板,这份厚厚的总结使国会议员唐尼和卡斯主任十分震惊。罗恩说:“没有人付我薪水做这个,我是孤军奋战。”这份报告列出了普拉姆岛和古巴爆发的猪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记录了一次谈话中透露的传闻:“在过去的几年中,福特总统一直都知道某种贝类动物病毒和猪瘟病毒泄漏的情况 。”报告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事件,比缙绽姆岛实验室的种种问题和存在的安全隐患等。报告的最后一章是对普拉姆岛管理层压制言论自由的控?。(“为什么国会议员办公室不能从联邦雇员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后来,农业部终于给唐尼回了一封措词笼统的信。但是,在信中,它第一次承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农业部曾代表军方对水泡性口炎、普鲁氏菌病以及纽卡斯尔病(一种能够影响鸟类神经和呼吸系统的外国疾病,曾在实验室中感染过人类,而且死亡率几乎是100%)进行过研究。同时,农业部也一直保持着和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联系。信上还说,1962年,农业部向军方提供了俄克拉何马州以及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作为室外生化武器实验基地,进行反农作物武器之一——小麦锈病的研究。但是根据军方的说法,他们和农业部只有“工作层面”的交往,这和农业部两者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的说法大相径庭。也许,两者兼有才是最恰当的说法。
在罗恩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卡利斯曾不断邀请他和唐尼到岛上参观,以便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但实际上,唐尼并不知道罗恩遭受到的阻力。30多年后,罗恩终于可以坦荡地对那种官方邀请进行评论,他说:“官方访问根本就是做秀。我们认为,岛上的人无非就是带我们看看我们不懂也不了解的实验室建筑而已。”所以罗恩并没有接受这样的邀请,相反,他更信任岛上的那些雇员,无论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了解普拉姆岛的人。
但是让罗恩感到委屈的是,卡明斯和费瑟斯顿在文章里只是揭露了普拉姆岛和陆军实验室总部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触及雇员的健康和安全问题。而罗恩认为,后者才是重点。在一篇题为“普拉姆岛实验室:是造福人类还是遗祸四方”的报道中,没有提及像布鲁斯•;贝克尔那样在实验室里感染了神秘疾病的雇员,也没有提及岛上雇员的健康只有一位医生负责,而女护士是兼职的,任务仅仅是分发阿司匹林和创口贴而已。文章也没有提及岛上的主管助理曾携带活性病毒乘坐商业运输机飞越大西洋。罗恩把自己的调查结果都告诉了他们两个,但是却很遗憾地看到,这些信息并没有付诸报端。“我非常丧气,”他说,“我希望记者能多写写岛上的员工——他们是怎样因为在毫无防范的环境中工作而染病的。”普拉姆岛的管理层则把这篇报道看作是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胡编乱造的,他们否认岛上进行过任何生化武器实验。卡利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