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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文学”这个概念的理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二十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观念中的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基本上就是“外国文学”的代名词，几乎部部都是经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惟一的创作方法。八九十年代以来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地下文学”、“侨民文学”的大量作家作品被译介到我国，强烈地冲击着我们对苏联文学的惯性思维，使我们惊讶于苏联文学还有这样一些不为国人所知的侧面。这些侧面所表现的美学观、价值观迥异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苏联文学”。惊讶过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真正完整的“苏联文学”既包括当时为官方所承认的主流文学，也包括那些流传于地下或辗转送到国外发表的非主流文学。它们是时代造就的一个整体，共同组成了同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貌。否认其中任何一部分，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像书中《“苏联文学”概念考》（夏忠宪）～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文学”这个概念1922年首次由沃隆茨基提出时，其内涵就是宽泛而富有包容性的。文章作者在对史料进行考证后指出，最初所定义的“苏联文学”包括具有艺术多样性和内在独创性的各流派文学，在三十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它才被狭隘地阐释为同“反苏”文学意义相对的概念。由此可见，我们今天对“苏联文学”的理解，是对其初始概念内涵的一种恢复和肯定。
文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规律，有些时候，恰恰是社会的动荡、大众生活环境的恶劣促成了文学的繁荣和大作家的成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是社会的良心”的说法似乎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真实。俄罗斯作家叶辛访问中国，当对记者谈及以往那些时代作家们的创作时，他说：“作家在描写社会现实上可能面临着压力，他必须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形式、特殊的语言，一种能和读者结合起来的形式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诞生的作品，思想深刻，有着极强的特性和艺术风格。”这番话虽然并非单单针对苏联文学，却道出了苏联文学的重要特性——多元共生性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中，苏联虽然经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再到称霸一方的世界大国的辉煌，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实实在在是饱受磨难的。他们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国内战争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遭受的伤痛进入了苏联时代，但伤痛未愈，集体化过火、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接踵而至，这之后，人们企盼的安宁、祥和仍未到来，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断地把人们卷入旋涡。面对民族所遭受的接连不断的苦难，那些身处其间的有良知的优秀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与现实抗争，包括拿起笔，以或直白或婉曲的方式，借重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表现手法，或显或隐地表达自己对时代、对民族、对人性、对社会深沉的思索，抒发悲天悯人的情怀。于是，便有了那些具有深沉的悲剧意识、厚重的历史感，震撼灵魂的作品。《骑兵军》《地槽》《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鱼王》等，哪一部不是苏联文学留给世界的厚重的遗产呢？！这些优秀作品，以其丰富的诗学特征，表现了怒海狂涛般的壮伟、英雄主义的史诗性、尖锐深刻的批判性及道德探索的深邃性。诚然，苏联文学确也含有严重的人物概念化、美化现实、教条化等等负面因素，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仍不失为一幅斑斓而壮阔的文化图景。文集中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有机构成》（刘文飞）一文在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框架进行梳理时，指出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互包蕴的关系，指出苏联时期的“本土文学”中除那些受到普遍承认的作家外，还包括有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普拉东诺夫等“国内流亡者”，文中区分了当时的“官方文学”与“地下文学”，分析了两者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在促成苏联文学的多样性方面所起的共同作用等等，为我们描绘了这幅宏伟图景的大致轮廓。
“主题与变奏”中收入的另外8篇文章，从多个侧面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思考。正如“编者的话”中所言，它们试图“将苏联文学的不同棱面凸现出来”，“让人们获得一个关于苏联文学的更为立体、更加多元的整体印象”。
苏联文学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全身心倾听革命——苏联文学与革命》（刘亚丁）一文的作者，选取了十月革命前后至苏德战争爆发前这段“在苏联文学中表现革命最集中的时期”加以分析，指出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一批诗人、作家被俄罗斯国家的巨大变革所激励，自觉地接受革命，投身到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遂成为他们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此时文学的功能主要是鼓动和教育。三十年代以后，作家、诗人开始对革命的意义、价值等进行理性的反思。作为思考的结果，作品更多地反映了革命悲剧性的一面，其中既有以先行者悲壮的死激励后来者的所谓“乐观的悲剧”，也有革命中诸如人的凶残、粗鄙、兽性等令人痛心的人性堕落的悲剧。不过，以革命为观照对象的作品，不论其革命主题有何种变化，作品在情节设置、语言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表明，它们与悠久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和虔诚的宗教情感之联系始终存在。
较之于革命，宗教同苏联文学的联系要复杂得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宗教在苏联时期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但宗教性深深地渗透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这就注定了俄罗斯精神的重要表达手段——文学创作——必然与宗教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宗教精神的艺术显现——苏联文学与宗教》（王志耕）一文开篇即指出，早在革命前夕，造神论和象征主义就分别通过否定旧神、塑造新神的喻指性意义构造了新的宗教形态；十月革命后，尽管作家们有意在作品中回避宗教，但它还是以其变体与革命隐性地结合在一起，主要表现为“圣经神话原型功能”在文学中的广泛应用，勃洛克的《十二个》、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及情节就是以圣经神话为原型创作的；三十年代后，随着以目的论为基准的苏联道德形态的形成，作家们开始以圣徒和圣愚的形象之变体来表现新的道德形态，保尔·柯察金和葛里高利·麦列霍夫是圣徒精神的典型代表，日瓦戈则是圣愚准则的严格执行者。文章作者认为，前者表现的是追求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弃绝本能舍生忘我，后者则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对肉体生命与世俗伦理的背弃，肉体的漂泊和精神的自由状态”。
道德探索是苏联文学的重要命题之一。《良心的审判——苏联文学与道德》（吴嘉佑）一文将苏联文学中的道德探索归结为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二十年代，随着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新道德观与传统伦理观发生“决裂”，当时的文学一方面体现了部分作家为这种决裂所困扰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他作家对战争期间的道德冲突及新道德诞生过程的关注。反映三十年代文学中道德探索状况的主题词是“论争”，论争的对象主要是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否应该表现对人的“同情与怜悯”成为论争的焦点。五十年代，随着“解冻”的来临，人道主义受到了肯定，成为评判作家和作品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出现了道德问题创作热。六十、七十年代，揭露人性的阴暗面、批判个人崇拜和反人道行径的“良心审判”成为道德小说的主旋律。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中“造神说”的重新出现，表征着对宗教道德回归的吁求。
在苏联文学中，道德和乡村是不可分割的。而苏联作家们在如何对待农村和城市的问题上，始终充满了矛盾。论文《乡土罗斯的现代转型——苏联文学乡土情结的文化考察》（何云波）对苏联文学中的乡土情结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二十世纪初的那场“俄国的革命，本来就是城市化的革命”，这就注定了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因而也注定了那些以颂扬、维护乡村的诗人与作家的不合时宜；而另一些充分肯定革命的作品，却或是“骨子里充满了反现代的精神”（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是流露着对乡村的挚爱真情（如《静静的顿河》）。五十年代后，随着苏联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人与土地的关系日益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农村是俄罗斯民族勤劳、善良、纯朴等传统美德的保有者，却跟封闭、落后联系在一起；城市象征着社会文明和进步，但又是造成人性堕落的温床。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乡村更多地成为日益失却的传统道德与文化的象征符号，成为作家们缅怀的对象。到了七十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破坏，二者的和谐关系解体，“人与自然：’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透过这个主题，作家们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等问题展开了深刻的思考。作者最后指出，被赋予文化意义的乡村、自然问题，过去和将来都是困扰俄罗斯作家的一个难题。
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并存与对立是苏联文学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苏联文学中的两种倾向》（董晓）一文对这个事实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苏联文学中的乌托邦依附于官方主导意识，因而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反乌托邦虽然长期为官方所不容，但始终在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与乌托邦精神角力，双方的力量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中。三十到五十年代，乌托邦精神在苏联文学中占据着绝对上风。反乌托邦则以潜在（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格林等的作品）或显在（如阿赫马托娃、布尔加科夫等的作品）的方式与乌托邦相对抗。．“解冻”时期，人道主义的复归，对现实的批判及对历史的反思使反乌托邦精神空前高涨，它与乌托邦的对抗也渐趋公开化。停滞时期，乌托邦精神以“生产题材”等新的面目再次成为苏联文学中的主导精神，而反乌托邦亦不得不借助于“道德题材”作品与前者抗争。自苏联改革开始后，随着原有官方意识的土崩瓦解，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而反乌托邦精神通过其载体——回归文学、反思文学和侨民文学等再度兴盛。
阅读全书不难看出，以上几篇文章的叙述似乎更侧重于思辨加文本分析。书中对苏联文学的另外三个侧面——苏联时期的战争文学、苏联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及苏联文学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则更注重通过对大量文本的列举、解析来进行考察。在《苏联战争文学——回顾与思考》（陈敬咏）中，作者细致地梳理、总结了苏联时期不同阶段战争文学的发展脉络及特点。在《苏联文学与民族文化心态批判》（汪介之）中，作者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