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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原本不属于王朔的东西，像卢惠能在讲述作战经历时说，“有一回我冲突厥，冲过前排，我都傻了，全跟那儿放羊呢，射过来一堆树枝儿，叶子都没捋，差点没把我鼻子气歪了，我冲他们嚷：你们能正经点么？”这类情节在王小波小说里就有过，小波文字在俗的皮子里不乏文气，如果以文气要求王朔就太苛刻。
以上属于作品前奏的部分，文字尽管涩牙，但能看到他对幽默的努力。但接下去便笔力不继，不过是把六祖的成长史按电视剧的分镜头套路写了出来，在技巧上是驾轻就熟，毕竟是编过《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的老人儿。小说写到五祖弘忍传衣钵给惠能时，作者的知识或日修养上的缺陷便成了成就优秀作品的瓶颈，失去了此前纯在文字层面上抖机灵的余裕，捉襟见肘起来，成了为叙事而叙事，不光没能写出禅宗的精神，连文字上的机灵也不再见，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人嗑药之后，经过腾空、在云雾中乱飞，终于软绵绵地被动落向地面的笨拙姿态。书中的语言跟慧能身上的衣服似的，一条条的，远看是件衣裳，细看是些布条，在作品中能high起来的也就是这些布条而已。
客观地说，《我的千岁寒》的结构是这样的：中间用剧本充内容，前后两头用王氏语文把人侃晕。这便显出王朔的敷衍，也可视为江郎才尽之后的智慧。
相比于普通读者能看懂的《宫里的日子》《妄想照进现实》这两个剧本，《金刚经》和《唯物论史纲》更值得说一下。这两篇被媒体赋予了王朔复出以来强调的“科学”、“哲学”的概念。北京话版《金刚经》用北京话把原著“翻译”了一遍，《唯物论史纲》原来叫《论上帝是物质》，则是他给女儿考大学预备的哲学题纲。要说这样的作品体现出“科学”和“哲学”的话，那得先把《辞海》里的这两个词条找人重写了才行。
北京话《金刚经》与文学式样的创新或尝试都扯不上关系，胆量小的文字操作者别说把它印刷出来卖钱，能臊着脸皮写到篇尾都难。不说信达雅和作品深度吧，全篇里面也就32个小标题有些意思，约略达到刘墉励志书的水准，行文则是一地鸡毛乱飞，真叫人疑心是某个初学中文的老外用一个中文翻译软件把经文输进去，然后一通自动的文本转换之后，直接倒出来了这么个东东。看，“少见的全世界尊敬的人！如来——您！没事就爱提醒各位已见本性仍放不下普世情怀的菩萨，要他们小心看护自己心念，见天唠叨这些发狠话要救众生出妄想的菩萨，你们要注意了！全世界尊敬的人！”原文对应的是：“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窥一斑而知全豹。在这里，王朔走的是“化简为繁”的路子，多写一个字就3美金嘛，家政大姐做一天的工都赶不上王朔敲一个回车键的赚钱效率。
对待这一类的文学产品，成熟的态度是：见怪不怪。当然，读者要修炼到这一步也不易，起码得读上一千本书？金庸、古龙那一类的大众扫盲读物还不能算在里面。我的朋友王小峰这样评价这本书：“以前他用调侃的语言颠覆文学，现在他用药物来颠覆文字，他要飞得更高。”如果有看不懂的朋友死心眼非要读懂《我的千岁寒》不可，笔者以为，他们只有靠所谓神经对位阅读法了。
（《我的千岁寒》，王朔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
可证伪性与塔罗牌预测
刘华杰
“正确”、“可证实性”，按田松的分类，都是些大词、好词。某种科学，当然要把这样的词汇贴到自己身上。不过，依照波普尔的科学哲学，“错误”、“可证伪性”，同样是“好词”。一个命题或理论，成为科学的命题或科学的理论的必要条件是，它是可错的、可证伪的。至少粗略地讲，事情就是这样。
按此逻辑，1846年8月31日法国人勒威耶就可能存在的一颗新行星提交的一份报告《论使天王星运行失常的那颗行星，它的质量、轨道和现在所处位置的结论性意见》，仅从标题就可以猜到，这是科学、好科学，因为它讲得一点不含糊。不久柏林天文台34岁的法国人伽勒就找到了那颗新行星一一海王星。英国人亚当斯虽然早在1845年9～10月间向查理士和艾里报告，请求用大望远镜寻找那颗行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办成，天文台甚至不愿意为他寻找。法英两国人对此公案有不同的解释。局外人从可证伪性角度，或许也可以理解勒威耶为何赢得了那场竞赛。同理，如果张三说“下月16日香港恒升指数要涨151点”，李四说“下月16日香港恒升指数可能涨也可能不涨”，显然张三的说法信息量更大，他的预测潜在地更具有科学性，而李四的话虽然不错误，但显得底气不足，甚至与算命先生的托词（如“父在母先亡”之类）难以分辨。
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可证伪性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良好标志，通常得到学者的认可。
可是，已有辉煌过去和强大现在的自然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证伪的吗？苏贤贵曾给出否定性的回答，即科学整体上不具有可证伪性。他是这样说的：“科学和宗教一样具有不可证伪性。”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恰当地规定出，在何种条件下整个科学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放弃整个科学。科学实践中经常遇到失败，但这不会成为放弃科学的理由，总是成为坚持科学、更加相信科学的理由，因为失败被解释为目前的做法还不够科学。的确，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我们不相信科学才是理性的？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但科学本身是不可证伪的。如果按可证性的要求来衡量科学本身，科学就是非科学，或者严重点是伪科学。
科学“护教士”可能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悖论并不真正存在。因为在这些人眼里，科学如S．H．E的一首歌所唱的，“是唯一的神话”，我们“只能爱你”，“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除了爱你，没有真理。”
或者科学护教士也可以讲点道理，明确指出上述悖论混淆了概念的层次：具体的科学与整体的科学不同。对于整体的科学，可以存而不论，而对于具体的科学，仍然要求可证伪性。
科学是可错的。具体的科学与整体的科学，其实也很难区分。从单个命题到理论与信念之网，科学在各个层面理应都是可错的。不过，当涉及的命题组、理论组越大，语义与信念调整的范围就越大，发现出错的可能也就越小，反省的能力和机会都大打折扣。
在1973年的一部007影片《生死关头》（Live and Let Die，也译《勇破黑魔党》）中，邦德为接近加勒比海一个岛国的大毒枭康奈加（Kananga），先从他的御用“科学家”塔罗牌（Tarot cards）大师、美丽动人的索丽泰（solitaire）突破，最后取得成功。这是007影片的一个套路。巫毒教（voodoo）信徒对塔罗牌预测的态度很有趣，说得不好听点，有点像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前些年也恰有人提到“巫毒科学”、“巫毒社会学”。通过塔罗牌准确读出未来，也要讲究规则，比如美女索丽泰必须守身如玉才能保持神秘功能（power）、法力。可是邦德与她第一次会面就抽出了一张“情侣”牌（牌上画着一对赤裸男女，并写着〃The Lovers〃），言外之意是要破她的戒、瓦解她的“科学方法论”。第二次见面时他们有如下的对话：
邦德：牌上说我们将是一对情侣。
索丽泰：你搞错了。这不可能，对我这是禁忌。你快走开！
邦德：可你确实相信？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是真心相信塔罗牌吗？
索丽泰：对，塔罗牌从未骗过我。
邦德：那么，现在它们也不会。来，抽一张。
索丽泰按邦德的指示抽了一张塔罗牌，翻开一看，又是一张“情侣”牌。索丽泰顿时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当邦德与索丽泰拥抱时，影片显示，邦德背过去的一只手正把一大摞全都是〃The Lovers〃的塔罗牌扔到了一边。原来，邦德偷着换了一副牌，确保索丽泰无论抽哪一张，都会是“情侣”。
索丽泰生活在不同于我们的范式、解释体系当中，她笃信塔罗牌的预测。她过去相信，并且她的信念得到了经验的确证，于是现在也应当相信。其中的归纳法、检验逻辑和信念维持，与科学别无二致。大毒枭康奈加急不可耐地想知道邦德是否“碰过”预测大师索丽泰，因为这关系到她的预测是否还准确。当索丽泰被骗与邦德亲密后，按康奈加的逻辑，她自然丧失了特异功能。而索丽泰本人始终不知道事情的真正过程，以及自己是否真的曾经具有预测的功能。邦德确实有一次尝试当面忏悔，可她没心思听。
一些科学“护教士”倒有点像影片中的塔罗牌大师索丽泰。事情的真实面目可能是，某种预测在现实中不管用或者对错各半，但她不知道，她以及周围的人会把一切都解释为对其预测的确证，最多会怀疑自己不够虔诚，如江晓原所说的信得还不够。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即使邦德做了手脚，她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并无神功，还天真地以为是与邦德亲密之后才丧失神功的。
其实，把自然科学与索丽泰类比，倒是个好主意。至少科学的公众形象会显得亲切些。谁不喜欢美女，即使美女有点脾气。索丽泰式的科学有做对的时候也有做错的时候。索丽泰是大毒枭康奈加的掌上明珠，为他一个人服务，而自然科学应当为全体人民服务，不只是为少数权势个体和集体服务。当代的自然科学，一定程度上也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明显），这正是要改变的。
端午与蟾蜍
刘晓峰
端午与蟾蜍，缘分颇深。在古代，蟾蜍和蜈蚣、蛇、蝎、蜥蜴共属“五毒”。清代宫中端午节的大戏《阐道除邪》，就收有张天师制服蛤蟆精的故事。故事中的蛤蟆精，就是蟾蜍。而民间直到今天，仍有端午取蟾酥的习俗。 说到端午与蟾蜍，不妨先讲一段发生在日本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日本天养元年（纪元1144年）五月五日，在京都：
“看不见”！日本式的庭院中，一位武士着装的青年男子，头顶一块颜色古怪的布，站在烈日下喊着。
“再用力看！”屋檐下，另一位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不甘心的大声道。
“还是看不见”！
怎么会？怎么会看不见呢？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子抓着头皮想也想不懂。依照中国传来的古书的记载，在五月五日那一天，取来蟾蜍的血涂满一尺见方的布，在完全不见日光的地方将其阴干，到了下一个端午节顶着这块布，应当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