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症状，所以看到她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三个，投身于父系的涡流游泳池事业，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
这种突然的浸没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几天里，那个我爱的、与她分享着生活甜蜜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女管理人，咒骂中小企业过重的负担，咒骂工会的影响、业主势力的解体，咒骂征收利润税，还抱怨员工的缺乏投入。这种动荡，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思考的决定： 放弃我愚蠢的工作，以便自己专心照管我的孩子们。把他们平静地带大，就像是一个旧时的母亲那样。
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安顿了大家。安娜立即觉得减轻了放弃哺育孩子的负罪感。让·维朗德勒也显得松了一口气，不用再看到我在已成了他的新领域的《体育画报》的走廊里晃荡了。既然阿托尔女经理的收入可以不仅是衣食无忧，那我就能够没有任何不安地投身于家庭主男的新职位。
我热爱这些在玛丽和樊尚身边的年代，这些在就业社会和成人忧虑之外度过的时光。我们就在散步、小睡、品尝中过日子，那时香料蜜糖面包有着纯真与幸运的美味。因为给他们搽痱子粉，扑爽身粉，抹香脂，我熟悉我孩子们皮肤的每一公分。我分辨得出他们气味的特征，在男孩是动物的，而女孩则是植物的。在浴缸的热水里，我托着他们的脖子，他们就这样安静地浮着，在世界的缝隙里，在粘稠的模糊性回忆的液体表面上。然后，我喜欢给他们包上干净的散发香味的浴巾，在冬天时，让他们穿着温暖的睡衣躺下。玛丽很快就睡着了，小手抓着我的食指。而她的哥哥，靠着我的前臂缩成一团，大大的黑眼睛在空中凝望。还没有入睡，他好像已然在做梦了。
我的日子在简单的、最经常的家务事的重复操持中过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从中找到某种高贵。晚上，当安娜回家时，晚饭已准备好，孩子们已睡了。我的生活就像是我们在六十年代看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中的模范太太一样，总是无可指责而且投人所好，似乎生来就只是为了让支配者、工作者的男性忘记他一天劳动的疲倦。我缺少的只是镶花边的短裙和高跟鞋了。至于其他，按照我大洋彼岸姐妹们的榜样，我给女企业主端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装作对她的管理方面的抱怨感兴趣。有时候她也会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回答她说“正常”，而且，这个形容词尽管是躲避的和最小的，但是看起来也绰绰有余地填充她本来非常微弱的好奇。喝干了她的酒杯，她收拾起一些案卷，而且像所有的当好家长的父亲一样，去吻一下孩子们，给他们把被子拉上肩头。在我摆饭桌的时候，她围着电视机溜达，顺便看几条新闻，然后问我晚饭吃什么。当菜谱合适，我会得到充满按捺不住的美食欲望的“太棒了”作为奖赏。如果相反，当配方没有幸运取得她的欢心，我就得满足于听到一句“不要—太复杂了—今晚—我—不怎么饿”。这就是我的生活，在家的，在这个词全部的意义上。像我这样远离社会事务，而且，这可能也显得很矛盾，我还是觉得自己比安娜更强烈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尽管她总是好像在全副精力地工作，但她始终未真正地离开过她的游泳池那一小块祖母绿色的水。而从我们的大套房（我们已经换了住房）的阳台上，我因此看到了时间流逝，也看见了世界的运行。我猜到了一个罗马教皇的死，而且，一个早晨，我发现了毛泽东的死（东方红，太阳落）。阿莫卡·卡迪兹油轮把它的内脏倾倒在海洋里，自治分子抢劫了富松精品点心店。在伊朗爆发了革命，而且这里或那里，人们已经在谈论博卡萨的金刚石的耀眼闪光。接着，人们处决了梅斯林，以杀狗也不再使用的方式。几乎是用枪口顶着，而且有数不清的子弹打在尸身上。
所有这些事件，不管它是否意义重大，只要安娜一进家门就立即被降格到次要位置。她忍不住一天天地用那些阿托尔新闻的大标题来折磨我，它们总是围绕着企业委员会的政变企图，走廊里的政变宣言，工会革命，还有全国征收社会保障和家庭救助分摊金联盟 （URSSAF）一次次的压力。
即使每一天我都更加意识到，安娜和我渐渐地走到相反的方向，我还是愉快地过着这种在孩子们和一个不管她怎样、我仍然爱的女人身边的日子。我还利用这些日子的闲暇时间重新开始了童年时的爱好： 摄影。我一直热爱这种安静、审慎和孤独的活动。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常带着父亲的康泰莱斯照相机外出摄影，尤其喜欢拍摄矿物、植物，和事实上一切不动的东西。使不动的东西固定让我心迷。
我有一个可观的影集，都是水果、蔬菜、树木，和一点儿也不贵重的石头。对我来说，这些静物充溢着生命。我只在室外工作，在大自然里，在世界的无秩序与季节的偶然中摄取我的底片。回到家里，我到自己安置在毗邻浴室的一个化妆间里的小实验室中冲洗胶卷，印出照片。
是我父亲为我从事这项阴影中的工作做了启蒙，那会儿，在无光化性灯光微弱的光线下——在家里我们有一个钠灯——我加工还没有印到像纸上的胶片。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在显影液里弄出来一个形象，而后，在一个定影液盆里使它固定，我真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个富于超自然能力的魔术。而且我实实在在地相信，就是这个超自然的技巧，在后来给了我从一无所有弄出影像来的兴趣。以我的能力再现世界的一部分。一些异教的瞬间曝光，一些生命的片断，既凝固不动，又如此地接近我对人性的理解。
我越是回想到这一点，它就越显得是明确的事实，就是这发生在一个父亲和他的儿子之间的神秘而优美的时刻，让我成了后来的我。
在这个1979年的年末，每个夜晚，在安娜和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我的小屋里，隔绝一切，冲印出我和孩子们散步时拍摄的照片。我那时并不知道，过着这种不三不四的日子，我正在迫使命运就范。
我已和大学里以及叹息街套房里的老朋友失去了联系。当我想起他们，想起全部我们在一起有过的经历，想起我们曾有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有一种很难以表达的伴随着隐秘的背叛的厌恶情绪。然而，除了一个不怎么光荣的婚姻，我没有什么可内疚的。由小企业维持生活，有家庭作为铺垫，孤立，远离潮流和派别，我无疑不再是一个革命派活动分子的样本。我不再属于这个兴高采烈的边缘小群体。我从此以后已加入了另外的一类，他们也许没什么重要，也不信仰什么，但是，他们每个早晨起床。
一个月两到三次，安娜在家里组织晚餐，邀请她的两个童年的女友和她们的丈夫。洛尔·米罗，臀部极为发达的年轻性感妈妈，和我从事同样的职业。她成功地以一种使人活跃的好性情抚养她的孩子们。她的伴侣弗朗索瓦，空中客车公司的工程师，研究空中客车项目的机翼部分。米歇尔·康皮翁结束住院实习期后，进入一家以新生儿服务和心脏科手术闻名的诊所。布里吉特，他的妻子，在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和极为丰富多彩的美容护理中分配时间，从指甲修剪师到rollfing，中间还要经过生物美容理发师的打整。不过，所有这些行业的贡献，对布里吉特·康皮翁的问题没有一丝儿改变： 她没有一点儿优雅，没有任何妩媚，而且从某个角度看她，她很像是一个衣着难看的小个子男人。康皮翁夫妇有一个孩子，从来也没谁见过，也很少听见说起过，他大部分时间都被托付给米歇尔的母亲照看着。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看到了时间流逝，也看见了世界的运行（2）
这种晚餐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 女人们到厨房里来找到我，以便谈论菜谱、家庭、孩子，男人们则在客厅里喝着酒和安娜议论工作上的事。我经常问自己，布里吉特和洛尔会怎么样看我。对于她们我还是一个完全的男人呢，或是一个混合物，一个变型体，保留着男性的外貌却配备一个绝对女性的“主卡”？如果有人问起我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回答说，我看见自己如同一个淡水里的游泳者，经常忧愁，有时厌倦，而且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像是一个淹死的人。
在这些晚餐时，安娜变了。在她的朋友们中间，她抛弃了职业场上的面具、迫不得已的忧虑和彼此出入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变得光彩照人。尽管在这个变化中我没有做什么，我还是非常高兴在这几个小时里，又重新见到了那个我花大力气从艾利亚那儿偷盗来的女孩。
在这样的某一个晚上，我们还都在餐桌上时，电话铃响了。是母亲。她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你父亲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了……急救中心拉他到医院去……我不能和你说了……我跟他去……”从这一刻起，这个晚会的一切细节都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莫雷·海德的《在我们之间》，作为背景音乐回响。香水和烟草混合的气味。令人安闲的灯光柔和地散布在房间里。所有客人奇怪的面孔转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街上，有一声长长的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安娜说：“怎么啦？”一个沉重的想法，像篱笆桩一样在我的心里生根，我永远也见不到活着的我的父亲了。
当我赶到朗格伊医院的急救站时，我母亲已经像是一个衰老的女人。她靠着隔离墙站着，胳膊抱在胸前，在一个看不见的严冬里发抖。看到我，她点了一下头，给我一个充满慈爱的暗示，像是在说：“你不必着急了，没有用了。”
我父亲在玻璃隔离墙的那一边，躺在一个金属床上。他松弛的面容和我熟悉的他夏天午睡时一样，嘴略为张开，脸颊稍有点下垂。正在给他输液，还有各种各样的电线连着他和一个监控器。安娜试着安慰母亲，值班的心脏科医生读着记录报告，监控器跳动着短促的电声符号，一切看起来都在控制中，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父亲在离开我们。
临近午夜时分，医生来看我们，给我们解释“布洛克先生”所遭受的损伤的程度。母亲听着他说，已没有勇气纠正他的姓氏错误。医生对她说，“您回家去休息吧，布洛克太太，我明天会见您，而且希望能够给您最好的消息”，她什么都没说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对她是恰当的。她尤其听到这个男人不言明地给她保证了将有一个明天，而且，维克多·布利科不会就这样离开，孤独地，没有再见到任何人，在深夜里。带着一个这样的许诺，她没有反驳地接受了被称为布洛克，现在，明天，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在全部她剩下的日子。
在开车送母亲回她的家时，我已确知我们触到了一个共同历史的终点，父亲即将死去。让我不安的是，我感到自己是惟一应该了解这点的人。
我留下陪着母亲。她喝了一杯茶，和我谈了一会儿安娜和孩子们，然后上楼去她的卧室，精疲力竭的她睡得很死。在楼下，焦虑不安中，我以在客厅里或是花园的小路上走动努力挨过这几个小时，脑子里充满不连贯的思绪和古怪的印象。哥哥和我跟父亲在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