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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先简单说一下，以后我们还可以展开。为什么现在开始对本土资源重视了？生态环保当然是个大问题，但不只如此，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市场经济，从哈耶克的角度看，那是一种自然秩序，你永远没有办法靠人的理智，个人的、集体的、政府的，来穷尽它的秘密。看起来它很简单，就是买和卖，但是参与的人太多，关系太复杂，它那么大的动力是如何运转的，仅仅靠人的理性永远都不能完全弄清楚，可是它在深层上有一个如同宪法一样的机制，你越让它自由发展它的力量就越大。哈耶克本人对传统的资源非常重视，他的谱系上有阿克顿勋爵（Acton）、爱德蒙·博格，他是个保守主义者，哈耶克重视他也反映了对传统的重视，还有李卡尔多、亚当·斯密这些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传统发挥作用。此外像民主政治的问题，假如你不是狭隘地把它当作只是选举文化，而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公共论域，是一个辩难的场所，这样它的空间也会很大；再如市民社会也是多种多样。关于地方知识，有一个人叫克里夫·济尔慈（Clifford Geertz），我认识他，他曾经评论过我的文章，他有一本书就叫《地方知识》，他是文化人类学家，集中讨论的是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巴里，他从斗鸡这个现象来了解“礼”的问题，他是强调“厚度分析”，而不是浅显的描述，他从文化人类学中开发出很多新的观点。现在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中受这种文化人类学的影响非常大。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初民，也就是研究前现代，而且是有机整体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哲学方面有很大的冲击。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柏林的一个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儒家的普世价值，济尔慈是做我的评论，他从三个方面了解我所碰到的困境：第一个，我是一个专题研究，儒家当时很多人未必知道，只是一个地方知识而已，在这个专题上要与完全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沟通；第二是一个现代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第三是一个跨文化的沟通，一个东方人要和西方人沟通。所以，这是跨学科、跨时代、跨文化的交流，这三个力量的结合所造成的语言上的困难是巨大的。他说，我看你的文章，你的语言方式总是：“这不是说……”“这不意味着……”。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方式，是因为你常常被别人认为你就是“这样说”，这不只是语言的困难，更进一步是理解的困难。后来《东西哲学学报》不仅发表了我的文章，还发表了他的评论和我的简单的回应。这位先生是发展人类学的本土资源的重要人物。另外，也不要忘了，帕森斯在他的理念中突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韦伯，另一个是法国重要的人类学家涂尔干（E。Durkheim），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礼”的问题。他和后来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有关系，这些人对本土资源的问题有敏感。这是和韦伯不同的路向，如果突出这一面，情况会很不同。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16）
黄：我想关于现代性反思的问题还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如果从西方内在的思想谱系上了解现代性，事实上可以看到有两个不太相同的径向，或许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西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两种现代性。一个是通过法国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到康德，是哲学、世界观、知识论，包括伦理学等方面的现代性建构，这是一个精神性和价值性相当突出的现代性叙事，我们所说的启蒙理性多半都是指这个方面。你刚才讨论得相当丰富的那部分主要是从新教伦理开出的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比较突出的是英国的实践，其中不可忽视的是马丁·路德的改教和加尔文的清教运动还有很多不同，他们是通过财富观念的改变引导了现代性，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成就来证明了这种现代性。我注意到关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中事实上有一种内在紧张，一是通过大陆理性的传统来突出启蒙、突出现代性的价值认同，另一种是突出市场、突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现在看来，随着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追逐财富和富强的心态越来越强烈，在现代性理解上，由新教所开展的英美的现代性变得越来越强势了。中国内地的知识界现在的现代性讨论基本上也是围绕英美的典范开展的，所谓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争论，基本的资源都是来源于英美的现代语境，而对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资源不仅是认识不够，甚至还有很多误解。
杜：我插一句。有趣的问题是，马丁·路德是德国的，所以路德教派在德国的影响很大；加尔文是瑞士的，他在瑞士影响也是很大。如果把英国、德国、瑞士、荷兰这些地区，再加上美国，因为美国早期，清教徒在新英格兰扎根，一直对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地缘论域中，它相对的就是拉丁地区，受天主教影响很大的地区，比如法国、意大利等。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在英国、德国、瑞士发生？还有荷兰，荷兰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上非常强势，日本当时要学的就是荷兰，还搞了“兰学”，影响很大。有些地区确实就是出科学家，比如英国出牛顿，德国出爱因斯坦、海森堡，现在，非常重要的是丹麦，量子论创始人玻尔就是丹麦人。但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一部分，这些天主教的文明地区，例如佛罗伦萨，虽是人才济济，文学、音乐、艺术各个方面很有成就。但是，最有文化，不见得最能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重点。资本主义的理解现在也有些问题，韦伯特别注重的是它的工业革命的方面，但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金融财政的系统，像银行、贷款、各种不同的自由组合，例如当铺等各种组织，这是非常复杂的面向。你所讲的“两种现代性”的问题，我能够接受。要考虑“大陆理性”的影响，比如韦伯所讲的理性化，我相信不管是西欧、美国，还是其他地区，从现代化大思潮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特别是官僚（科层）系统，加上大学的管理，等等，都是理性化的结果。即使基督教本身的组织也有这一面，有很严格的自律，因为这一点，所以，它的资源是绝对不浪费的，而且生活非常节俭，同时有强烈的意愿要对外部世界，包括自然界重新塑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你提到的这些方面很重要也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我注意并且提出这个问题大致上还有两个考虑：一个是现代性的实践过程如何理解？二是中国对实践的现代性如何取舍？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问题。明显地可以看到，受到新教和加尔文教的影响，英国和美国所走的路，从政治制度安排到市场经济，到社会组织，都和从启蒙理性走出来的大陆理性的现代化有显著的不同。无论是表现方式，还是精神追求方向都有所不同。比如，在英美的大传统上，它对市场的力量有特殊的重视，而从启蒙理性出来的传统，像法国、德国、意大利，它的确更看重如何运用理性的力量使市场健康地发展，这就导致了政府权力在调控市场方面比英美政府有更强的意愿和更大的力量。再如，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英美的传统是诉诸个人，个人是社会的绝对的基础，个人也是市场的基础，形成所谓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是例如法国、北欧一些国家，虽然也强调保护个人权力，但是它们更重视公共性，更重视如何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个人、保护大众，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所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