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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写写停停，也不找地方发表。他有些硬气：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也不是先锋作家。如果你在采访里说，徐星是一个傻逼，我也不在乎。”
第28节：徐星（3）
徐星在网上东游西逛，也参与热点事件的评论，也劝架。韩寒、赵丽华、方舟子、老罗，超女、芙蓉姐姐、博客……他都有强烈好奇心。他通常不参加争论，“所谓的争论大多有虚荣心在争论的背后作祟，所以争到最后只会剩下的无聊。”
对有多事情，徐星就评价说：怎是一个恶俗了得呀！有趣的是，“恶俗”这个字是徐星在《无主题变奏》里创造的，“当年我写到了一个人的‘俗’，‘庸俗’已经被用的太多太多，想来想去不知如何表达这个人的“俗”，为这个表达想了几天，有一天干着干着活突然开窍，想了一个‘恶俗’。”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好的老愤青。有一次，一个杂志采访他，他真的愤怒了。“你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谁？然后，他们列举一大堆，美国总统布什，张朝阳，潘石屹等等……都是这些。我觉得一个人心理有骄傲，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完成自己的梦，有饭吃，有衣服穿，不露屁股，不伤风化，过得很幸福，这样的人不是成功的人吗？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也很成功。成功就是钱多、大屋、好车、漂亮二奶，人前光鲜，这是一种庸俗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可惜，它挺主流的，主导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观念，更可惜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取向没有分析能力，没有抵抗力，所以它成为主流。”
徐星的愤怒都是来自草根阶层。他同情下层。不知道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们有什么不同吗？这个我也没问他。他发自内心地和这些人友好相处。他对人对事，尽可能地良善。他调和朋友的矛盾，尽力帮助他们。是的，没准，徐星会是一个不错的朋友。你可以和他喝酒。他亲切问候你，他为你保守隐私。他值得信赖。啊，还有同情，这个已经泛滥了的词。他还说，爱是一个准则。他说，他爱美好，真实的东西……他不大世故。这时候你在想，也许，他只是一个稀缺资源的拥有者。只是有些……不合时宜。
他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和一个法国姑娘生下的。他很爱自己的儿子。他殷切地说道：我暗自庆幸我有一个儿子，我庆幸我的儿子他不是中国人，儿子，你爹所享受的一切禁忌对他来说都不存在……。要是你以后也象你爹一样懦弱无能，那就象你爹一样；至少牢牢地记住这些事情……
采访笔里，时不时有着维修工刺耳的电剧的声音，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日新月异，不停修修补补的城市。临桌，几个外国人在闲谈。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摩登高个女郎昂首走入咖啡厅。不远的台阶处，是几个小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蹲在地上卖枣儿。再远一点，是来来往往的，喧闹着的，堵着的公车站。我知道，这些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这对徐星来说，是否也一样无关紧要。
人物周刊：你还是否还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
喝酒……以前喝太多了，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那时几乎天天醉。
人物周刊：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些DV？
徐星：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了哈尔滨找了些人，将来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你也做过知青，在延安，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
我去得比较晚，1975年去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饿肚子。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我觉得我把这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志丹是那时很有名的贫困县，
我最记得我的生产队长。他每天天不亮就来我床头叫我起来上工。那时太年轻，睡懒觉。农忙时，队长每天早上四点就站在炕头就求我，快起吧，给咱出个工吧！叫烦了，我就说滚蛋！他说，那你吃啥呢？我说：不吃！
第29节：徐星（4）
两年后我就当兵去了。
人物周刊：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底层的，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
徐星：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底层的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而城市里的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其实特别空洞，苍白无力，精神生活也大致如是吧，所以拍他们没什么大意思。我们现在缺乏同情心，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似乎是一个大环境所趋。我昨天晚上刚写了篇文章，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也没有“道德感”。我是无神论者，也不信上帝。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则，太轻浮，缺乏一些庄重感。
人物周刊：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到了底层的人。
徐星：1967年，我妈妈是医生。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那时响应毛泽东的“626指示”，说大医院的医生不应该在城市里给资产阶级大老爷看病，应该到农村去。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也被打为“右派”，被管制起来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我姐姐在内蒙插队，我哥哥在怀柔，家里六口人，在六个地方。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从北京坐火车，30个小时到西安，在西安转车到咸阳，然后再做一整天的长途车，才到我妈妈的地方。晚上在火车站睡觉，见到许多逃难的人，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感到特别震撼。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那时特别冷。他们对我也很好奇，都当我是城里人，觉得我象一个落难少爷。他们都说，孩子真可怜，就把暖和的地方离火炉近的地方让给我，我听着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慢慢地睡着了，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地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我想给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那时的火车不准点，每一个站都停。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东西，那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时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我觉得这跟在城市里见到的，听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没爹妈的保护，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
然而出门几次后，我就上瘾了。我特喜欢坐长途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车上有猪呀，鸡鸭子呀，挤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活生生的生活。
人物周刊：谈谈你见到的第一次死亡。
徐星：文革是看到一个被打死的“私人房产主”老太太从她家院子里拉出来仍到车上，我看到了，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
徐星：没什么本质的变化。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光明桥”这个在我看来颇是意味深长。不知道卖玉米的姑娘经济活动和国家的GDP增长是否有关系，大概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为她的生活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
她被人拐卖过，颠沛流离，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她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
我问她，你将来想过什么的日子。她说，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
人物周刊：1986年，你骑着一辆28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
徐星：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当时还没有京广告诉公路。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树都砍了，路边有无数的工人。我路过河南的时候，正好农民收麦子，我就把自行车一放，问他们，我帮你收麦子，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他们特高兴，说来，来。干完活，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后来还来了一个伴儿，就是《剩下的都属于你》里的西庸，我们老嘻嘻哈哈的，开玩笑，找姑娘什么的。他以前在北京作协工作，为了跟我走一趟，就把工作给辞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很本色，和这些流浪的经历都有关。
第30节：徐星（5）
徐星：大概是1993年，《剩下的都属于你》最后一部分就写完了。从细节里，我写的是当年的生活。那时王府井的厕所只是一个大池子，地铁也才三毛钱。1993年，尝试过给这个给那个出版社，可是他们都不要。为什么不要我就不知道了。后来2004年出版，我后来懒，不改就发表了。
现在计划写第二部分，写我眼中的、现在的生活。本来今年年底该写完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够戗，我还是拖，估计要到明年了吧？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徐星：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大概能算作有点权力吧，管人，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
，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早晨一进办公室，都说徐总好，徐主编好，我特受不了，还有人诉苦，说谁谁对他不好。我觉得这特别扭，特可怕，我发现象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
我简单，都是出于自私，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我要是天天计较，算计，那该多累呀。
人物周刊：体制外对你有损伤吗？
徐星：有吧，就是没有保障吧。为了他妈的生存，要去挣点钱吃饭，经常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做过好多事啊，比如拍广告啦。每个人都得为了生活付出点代价。比如你，还得为了生活来采访我，哈哈。（记者立刻否定了）
人物周刊：你的幸福是什么？
徐星：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活里中的很多小事，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很难具象化，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有何憧憬？
徐星：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五十岁。
1981年开始写作。
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