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败局反思》。杂志社让她来采访我，而她并不认识我，绕了几道弯才找到我。我们约了在棋院见面。
看得出她不懂围棋，因为她一边拿着我写的书，一边拿着密密麻麻的采访提纲，有时提的问题的确很外行，不过还算顺利。
将近一个小时，采访宣告结束。令我吃惊的是，她在临走前送给我一张CD： 眼前的这位记者居然是一位摇滚乐队的主唱！关于这位主唱的介绍是：
清华大学的双学士、硕士，作家，出过好几本书……
访谈后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据说非常成功，被不少杂志报纸转载。通过这篇报道，吴虹飞在体育界，至少在棋界变得小有名气了。
她是一个诚实的记者。就当今的体育界而言，她往往要吃亏。我记得去年她有一次飞到湘西凤凰，奉命采访李昌镐。当时记者们都围着李昌镐七嘴八舌地问问题，第二天反正都见了报，吴虹飞却不知所云，半天没有吭声。我嘲笑她说，有些人根本就没采访，也能编出一整版，你这又是何苦？她却很认真地说，我听了那些问题了，都是不中要害的，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谈。那一次因为李昌镐太忙，她没能约到专访，结果据她说，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自己出了路费。
其实，在当今新闻界尤其是体育记者圈里，不要说问几个问题就编出一篇长文来，还有些根本没有此事就完全造假的报道。而吴虹飞是问了很多的问题，却不是很懂得“引经据典”，自由发挥，做了许多“无用功”，实在是有些“笨”。
但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我想，不管初衷如何，她对待职业的态度是诚恳的、充满耐心的。《南方人物周刊》近几年成了一本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和吴虹飞们的努力和诚恳是分不开的。
去年夏天，她去了美国旅行。我就很奇怪：
一个单身女子，没有任何公派，属于最难通过签证的那类人，不知老美是怎么放心让她去的？后来她告诉我，她一进去就对签证官说，我是一个摇滚歌手，也是一个作家，我想去美国看摇滚乐演出。大概别人是看到了她的诚实，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给她签了。
十一月份她过生日，曾给我打电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她同月同日生。我就开玩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知道，我看过他的《罪与罚》；但你的小说，一会儿这个死了，一会儿那个死了，我一直没看明白，看来你和陀氏太不沾边了。
在这个浮夸的年代，大家都需要有主动“秀”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吴虹飞其实有些偏内向，不是很善于表现自己。至于她的采访写得怎么样，我推荐大家看看这本访谈录，这是从她三年记者生涯的四十五万多字里精选出来的。除了棋界，书中还写了许多文学、音乐、电影、学界里的知名人物，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她尽量生动、贴切、翔实地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好些了吗？》是她的第一本访谈录，我认为她写得非常精彩，希望以后能够看到第二本、第三本。
2006年11月
第56节：作者后记
作者后记
做记者是偶然。2003年的10月，一个朋友邀请我给《新京报》写专栏，当时这家报纸还没有创刊。后来文化副刊的负责人说，何不来做记者呢？
这个我真是没想过。那时我刚离开学校，在一个国营出版社不知所云地混日子。我就去面试了，很心跳。人家问，你有什么经验？我简直是无言以对：
我没什么经验，而且也不是很善于辞令。但还是做了记者，做的是最不好写的人物专访。《新京报》的口述个人史，始于我，却发扬于后来的同事们。
我虽然在学校辅修过一些新闻课，也假装训练过倒三角体和“5W”，而后来清华的传播学院也是发扬光大，令人始料不及，我却没有得到它的真传。我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虽然沈公风趣幽默，人也和蔼，还用旧上海的派头叫我“吴小姐”，我还是紧张得有些哆嗦。打开录音笔，沈公滔滔不绝地讲了四个小时，我还在美术馆街蹭了他一顿饭。回去一整理，叫“不良老年忏悔录”，红白恋人的事情都写上了，八卦得很，而大家都赞赏沈公之放肆大胆。后来我还邀请沈公参加我们的唱片首发式。那个酒吧乌烟瘴气，喧哗嘈杂，各路人马都在，沈公单枪匹马前来，混迹牛鬼蛇神当中。他真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端的是处乱不惊，这个我很佩服。
音乐是我的最爱，不能侍奉它，怕是人力天意之不逮，而工作是另一个；我喜欢把这些截然分开。后者很像是一个过分严肃的朋友，经常让我诚惶诚恐。可是我依然感激我的工作，它帮助我渡过自我的难关，当然也给我带来过额外的焦虑。可是谁不焦虑呢？在这个神经质的世界。
我因为性格愚驽，经常口不择言。比方说，和艾未未聊天，就问，艾青是你爸爸吧？他就有些讥讽地说，他其实是我舅舅。我竟然没头没脑地顺口说，哦，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爸爸。
但他还是好。他率领大队人马来看我演出，一口气买了我20张碟，甩出四张大团结来。于是我大热天的背着乐队的光盘送给他，走在路上，跟个倒卖光盘的人似的。他还担心地发短信说：
不要卖掉呀！
做人物记者一晃就是三年。我其实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人，居然做了记者，而且居然做了这么久，我自己都想不到。其实到了2006年的3月份，我的主编凭着一种浪漫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要给我“创作的自由”，我于是没有了薪金，在之后的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依靠那一点点的稿费（我只给一家杂志写稿，因为写稿太累了，没法写其他的了），我其实一直入不敷出，不停地搬家。我的书堆在箱子里，太沉了，有时候到了夜晚，也是惶恐地扪心自问：
这三年，写了47万字的采访，没有做出一张专辑，没有写出一本像样的小说，就浪费在劳碌和奔波上，值得吗？
所谓才华，不过是风，在最年轻的时候，浪费了就浪费了。我用的是我最不擅长的一面，和主流接洽，努力和人们对话。是否值得我不知道，但我已经尽力。我并非人情练达之人，访谈没有什么寒暄，也只是提些职业性的问题；有时东拉西扯，倒是令一些受访者有些疑惑呢！我曾经对一个同事说，其实我采访人的时候，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别人说什么，我都记不住。那个同事很惊讶地说：
你是怎么修炼到这样的境界的？而在恍惚之间，完成此书，却是经过了字字推敲。这本书，其实写得都很平和，我一直想这样给这本书取名字：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1999年秋天，乐队“幸福大街”成立。2000年春天，遇见男友。2001年底，乐队签约。2002年9月，录音完毕。然后是学位延期，男友结婚，我苟且于国营出版社，唱片迟发，居无定所。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我在《新京报》；2004年4月，《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我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5月，新发的唱片两万张遍布全国，虽印制有些粗劣，但我心满意足。如是八年过去，波澜不惊。感谢工作，容我栖身，让我可以在劳累之余，转身再带乐队。我想重做一支民谣乐队，以完成我的心愿。我很怕老，怕我不能再爱。
我要感谢以下这些人：
《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老师，杨子、万静波老师，是他们的宽容，令我有了发挥的余地；《新京报》的李多钰，是她带我入行。我从此以笔为生，真是宿命。
还有我的英俊的、长满青春痘的同事王年华；提供图片的娄林伟、姜晓明、郑萍萍。和他们共事，我很愉快。
第57节：书评1 越走越好
书评1
越走越好
陈艳
这个世界好些了吗？这个显得有些突兀的问题成为了一本名人访谈录的书名，由此使得这本书在这个日益彰显个性的时代有了几分异样的光彩。在大多数人都在算计自己物质获得的今天，能执着地叩问这类看似另类的玄妙问题的作者，也是位颇有些另类的女子——吴虹飞。拥有清华大学双学士、硕士学位的她钟情唱歌（注意是唱摇滚），组建了“幸福大街”摇滚乐队，出版了同名唱片，曾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三本文集，而且还作了一名文化记者，担纲《南方人物周刊》。本书就是她三年47万字人物访谈的精华选集。
一路走来，风尘仆仆的阿飞姑娘，是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子，她不仅要做好自己的音乐，而且要做个好记者。好在三年来，有如许多的各路名人伴她同行，使她在形色匆忙中有机会停下来，用盘旋在自己心头的问题去提问。但吴虹飞的提问方式，没有科班出身的技巧与循循善诱，少了客套与诗意，都是如“你喜欢走什么样的路？你有优点吗？你想成为大腕吗？你最向往的生活？谈谈你写作的收入？你所认为的幸福是什么？”等等拒绝正统与平和的命令式率直口吻。而这些最另类独到的提问却偏偏得到了32位名士名人的积极回应，他们以直奔主题的真实，坦诚展露了自己的心迹、情怀与感慨。这里有著作等身的“文盲”
郑渊洁，惟愿一辈子读书的陈平原，守住灵魂的贾平凹，好玩的老头儿黄永玉，不爱说书反说书的单田芳，相信命运的潘石屹，恶搞武林的宁财神，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的贾樟柯，不想再依靠音乐活下去的何勇……
吴虹飞单刀直入的提问，让她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采访风格，而她略显外行的笨拙和认真，反倒打动了一些对记者颇感敬畏的名人，正如给她的书作序的马晓春说：“也许正是因为‘笨’，有些不容易采访到的人，却坐到了她面前。”
生活是多么美好，年轻的阿飞在努力、诚恳地活着，她象她采访的人物一样，也有一双空中的眼睛，她不断在叩问人们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叩问他们人性中的欢喜与悲伤、波澜与坦荡……由此，我们也愿意和她书中的人们一起相信：命运是很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幸运。
但生活的路途不是一帆风顺的，行走在路上的人们在风雷雨雪的洗礼中，也就有了无奈、伤痛和感叹的理由。吴虹飞在本书的后记中坦陈：工作帮助我度过自我的难关，当然也给我带来过额外的焦虑。这个世界的神经质，总在有意无意地伤害着我们。就在本书付印之际，阿飞也成了被曝光的对象。原因是她独家采访了因辞职而成了各大媒体头条的体育解说员黄健翔，但《狷狂黄健翔》，却引来了一场口水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