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语言上获得了某种天赋，我对母语是负有天命的就算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人把我涂抹成王八蛋，那我就在一个王八蛋的形象上去履行我的天命。
写诗用减法，写小说用加法。
在诗中减力，运气。
真正的诗就是要激怒知识分子这话我说的，于2000年的中国。
如果拿一个人的身体作比，中国诗歌的重心太高了，像一个踩高跷的人。所以，我由衷地赞成降低重心的下半身写作。
毕加索的临终遗言是：“绘画有待被发明”。太牛B了！他到死前还在想与其专业有关的具体的东西，因此我知道他的一生在想什么了，因此我知道我的一生该想什么了诗歌有待被发明。
声音干净。一个歌手在评价另一歌手时说。更早时我曾用同样的话来评价某人的诗。
在北京的饭局上，李亚伟对几个“知识分子”诗人说：“你们是学而知之，我是生而知之。”于坚听说这一情节后发挥说：“诗，就是生而知之。”我佩服亚伟的生命直觉和于坚的理论敏感，好诗人绝不是糊里糊涂就给蒙出来的。
当一个诗人变得只对女人保有激情时，他最后的那点激情也不会生效。
有人说到“历史”，我以为对一名写作者来说有两种“历史”可言（表明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自己写的和被人写的。对前者我从不轻言放弃，而且已经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会被模仿得最多？我听到了太多来自别人的荒谬回答与无知猜度，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我的一些前辈在口语诗上的贡献更多体现为填补空白、健全品种，我在此方面的贡献则更多体现在对其表达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上更多的门、内部的门被打开了，愈加开放的形式使写作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方便。诱惑与魅力便由此构成：是我的形式唤起了你的表达欲。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有话要说（3）
有人注意到我近年诗作的“沉重”那更多属于情感和内容的范畴；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已愈加“轻灵”了总是这样：语言和形式上的变化似乎无人在意。
就算你是从身体出发的，那就往前走，一直走下去，走到语言的深处去其内部的万端奥秘正在等着你！走不下去的人，徒有赤裸之身，或返身投靠文化。
如何成为文坛领袖？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你一定要学会鼓励弱者，并给弱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因为弱者从来都是大多数，是你做为“领导”必不可少的群众基础。
如何成为诗坛大师？也有人已经做出了表率你一定要学会拒绝来访者，推三阻四而非真的不见，你要让他们觉得很难。即使是已经答应的赴会，你也一定不要准时到场。话要少说，出语方可惊人，面对来访者，你一定不要做出亲切状，哪怕这是有违本性的一定要绷住，一定要记住：吃这一套的人是大多数，所谓“大师”必是贱人成全的。
有人直言：我的诗歌有道理。我想对他说的是：你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道道太多，弯弯太少。一首真正的好诗的完成过程，应该是一次目的地明确却又不断出轨的旅行。
一位相熟的评论家好心地奉劝我说：“你不要动辄就和人吵，不要轻易卷入文坛的争斗，安下心写点大东西出来吧！”我先不管他所谓“大东西”是不是我想追求的那一种，或者不论我最终要不要写所谓“大东西”，要写的话也该是怎样的“大东西”？当时我只是对他说：“就让我积攒一点恨吧，就如同积攒一点爱，我们的生活太平淡了，我想让写作因此而受惠。”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文学常识，但从他的表情反应上看，他未必真的听懂了。就如同我在两年前的龙脉诗会上发言说：“我就是天生地仇恨知识分子，就像两种不同的动物，在森林中相遇彼此一闻气味不对所激起的那种仇恨，我珍惜这种仇恨！”从此连对我有过知遇之恩的某些好人也开始躲我了。
因为有自我命名的“下半身写作”，所以一位资深诗人在与我交谈时，把一位吃斋念佛禁欲的青年诗人的写作称为“上半身写作”当时我哈哈大笑，我以为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各自存在的问题正可以互相说明，互为注解。
在知识分子小诗人们感叹“天知道我已经掌握了多少技巧”时，杨黎说：“技巧是一种偶然。”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好诗永远都在技巧后发生，只有业余水平的文学青年才把技巧当作“十八般武艺”来看待。
如果一定要用“重量”来谈论写作者之于写作，我想说那“重量”只能够来自写作者的灵魂而关键在于什么是灵魂？灵魂，体内的大鸡巴！所以，外在的宫刑也挡不住司马迁！
有些写作写得再好也如戴着保险套做爱，它们的好仅仅意味着那套子是超薄的、透气的，有棱有刺，上面还有着美丽的图案。
早年我确曾说过“不为读者写作”这样的话，但在意识深处还是私自保留了这样一个愿望“为明眼人写作”。但最好有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不知他（或她）是谁，在什么地方，而且永远也不打算结识他（她）。
他在我诗中发现了“思想”就赶紧给我一个建议：改行吧，去做思想家！我在忽然有了一口唾在他脸上的冲动时，也意识到：我需要唾上不止一口！有此理念的人真是太多了，包括绝大多数“优秀诗人”，中国式的“纯诗”理念真是深入孱弱者的人心！
何以解忧，惟有写作。
“诗可以，人不行”说出此话真是需要一点傻大胆，我只是想说：这种通行于网际的无可辩驳的批评方式（来自一种可恶的思维定式）已经愚蠢到不值一驳。
我开玩笑说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代人的成长：“我们曾经被吓破了胆”、“我们为所欲为的时候到了”。我不属于那一代人，但也可以借此蠢话反思一下：早年面对前人作品的虔敬没有让我感到一丝一毫的害怕，“彼可取而代之”；今天或者将来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认为我可以为所欲为在艺术面前，你必须认识到：你可以做的相当有限。
有时候，真实客观成了想像力匮乏者的通行证。而那种一提“想像力”就要和古代神话搁在一起谈的主儿，我也十分讨厌，什么“屈原一跳江，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就没了”云云。
一个人和我谈起“诗歌的灵性”，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其实不必进行下去：我之“灵性”指的是撬起货物的杠杆；他之“灵性”指的是货物上的商标。
近来我总是面对一种极为庸俗的批评模式：你的前期好还是你的后期好，他们似乎更乐于说：还是你的前期好这其实是针对他们自己的“越来越好”的期盼（对别人则反之）完全是出自一种学徒心理。面对这个业余气味浓重的坛子，中国的诗歌读者和批评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才子必然早夭的真相是他业余；一个不算太笨的人做好了所有的职业准备后他就可以一直好下去我正是。
我在写《唐》，有人又在对我说不要和人斗嘴安下心来写之类的话了。我知道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那几个鼎鼎大名的农民小说家在写作一部长篇时的通常做法是躲到山里去，就此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也许他们是对的。但对我来说，难道一部开放的作品也需要这样一种封闭的环境？我说我就是要让我的《唐》灌满我个人现实的风！我写着，但首先是：我活着！
在李白的诗中，我读到了他的狐臭，一个杂种的明证。
第三部分：“盘峰论争”“新世代”的《诗参考》
那大概是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西安外语学院的公用停车场等车，准备去办一件公事。天空下着小雨，我无目的地朝着前面的一个方向看，看着看着就看见瘦小的中岛头发湿漉漉地出现在雨中，这人总这么神，他的出场方式似乎就该如此。那次中岛离开家乡出来溜达的原因我至今也没搞清楚，可能他说过，但我忘了。总之他来了，一住就是小半年。我后来再没问起过那小半年对中岛本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场在当时当刻还算美好的恋爱？在西安大学生中展开的一系列诗歌活动？几乎每日都写相当多产的创作？他在西安孕育了《诗参考》的诞生？我不知道哪件事对他来说最为重要，但我想他肯定不愿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件。因为在每件事里他都搭进了自己青春的热情。那年他27岁。
当时在西安有个叫“蓝鸟”的“诗歌活动家”；有次他跟我谈起一个想法；说想办一份名叫《诗歌参考》的地下诗报，他的灵感来自于《参考消息》，他说就办成《参考消息》那个样子，有“内参”的意思。我觉得他的创意非常不错，就说把“歌”字去掉，叫《诗参考》。他也说好。但这个蓝鸟永远属于有创意而无行动的人。当时我也是无意识地把这件事给中岛说了，可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那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中岛的女朋友小Z敲开了我的房门，怀报厚厚的一摞报纸，她说已离开西安四个月的中岛回来了，他让她先来送报，他因办事随后就到。我翻开那摞报纸，发现在报头的位置赫然写着三个红字：诗参考。那红字有点太红了，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想像，但我已来不及遗憾了，我完全陷于巨大的惊喜之中。此前此后，我所了解的中岛始终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他身上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行动精神与行动能力是我们那代人所普遍缺乏的。那天晚上我们喝了酒，在我们常去的师大餐厅，除了我们俩还有南嫫和我同宿舍的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竟然喝醉了，半夜酒醒了起来写了首诗。那一醉是为《诗参考》的诞生而醉吧，说句非酒鬼的庸俗话：是值得的。
做我小辑的那一次中岛也来了西安，本来那个小辑是为西安《创世纪》杂志做的，终审时未通过，一堆退稿在我手里，中岛就决定搬到《诗参考》上做。那是我惟一一次参与《诗参考》的选稿，此前我只是在信中向他推荐一部分名单。在我的小屋里我们俩埋头静静看稿的情景真是如在昨天。事后令我高兴的是：那一期成了《诗参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大概在民间诗报刊中第一个动用专业美编来设计版面的正是《诗参考》，在硬件方面中岛历来是敢为人先的。
以上便是我和《诗参考》的关系中亲身经历和亲眼目击的部分。我要说我有幸目击了它的诞生和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也说明了我和它的缘分。身为作者我和它的关系是从始至今的。也曾有家诗报在那个时期给过我非常关键的推助（是《饿死诗人》的首发者），后来因为其主编听从了其他个别作者妒意十足的意见而抛弃了我，那是我想留都留不住的缘分啊！所以我说我和《诗参考》是有缘的，正像我和《一行》的缘分一样。作为一个在十年创作的展示方面始终受惠与蒙恩于它的人，我是否可以说出它的意义？如果不合适，我就不从意义上谈。
在1993年以前，地下诗报刊如果能够拉出一份像样的名单并能按名单把诗约来，它就能在民刊的汪洋大海中浮出水面。那一时期的《诗参考》就是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