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据说“佑迷”中中年人多，据说这些中年人大多身居主流社会而且经济收入颇丰，据说北京“佑迷”准备包机去上海看，据说能让记者也参与追星的也只有罗大佑。当我一下子听到了如此之多的“据说”之后，我忽然明白了：罗大佑是回来了，但这一切并不真实，演出的举办者是“佑迷”，他们以为这是巨大的商机因而赶紧行动；报刊媒体的娱记们是“佑迷”，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疯狂的炒作开始了。在八万人体育场里，有多少“佑迷”是被临时制造出来的。如果你告诉我是张学友、刘德华在哪儿演，歌迷都跟疯了似的，我相信；把罗大佑搁在哪儿的真实性，我只有怀疑。所以，八万人体育场不是罗大佑的荣誉，而是他乐于掉进去的陷阱，如果他不识陷阱真的以为自己很偶像的话，那就请他走上大街，问随便一个个少男少女，那结果很可能就是一名湖南卫视的记者所遭遇的，问到的“的哥”猛一回头：“罗大佑是谁？”
而真正的“佑迷”在过什么样的瘾呢？文化膨胀的80年代碰见了罗大佑，那时他们正值青春年少，那时还没有张学友、刘德华那路的可供他们选择，他们也是没法不喜欢。结果是文化环境、成长历程和欣赏流行歌曲这三件事搅在一起了。时间一晃，他们老去十岁，在给脸上抹了一把沧桑之后，肚子大了（啤酒喝的），腰也粗了（钱包鼓的），口气牛了（官给当的），头发少了（心思动的），小蜜有了（十年憋的），这时再听听罗大佑，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集体怀旧，集体在怀旧中自我感动，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狂欢节，中国内地中产阶级的狂欢节，这便是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大佑之夜”所发生的一切。
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罗大佑来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假洋鬼子与民族主义
最近我老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目前中国，在各个领域稍微有些想法并希望真正有所建树的人，都将最终被逼迫成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究竟是为什么？
去年参与了一场诗歌界的论争，在这个论争中强调诗歌写作的本土化（不依附西方的价值体系）、原创性（不仿写西方的作品）、民间性（不以学会、学院作为存在的依托）的一方很快在西方汉学界得到了一顶“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大帽子。令论争的另一方大为高兴，也令本方人士深感不安，因为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标准看来，所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愚昧的、落后的。有志于发展民族的艺术的人就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吗？
这是深存于诗歌界内部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一个观念和立场的大对峙，那在别的领域呢？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人提神的连续报道，就是有“国产手机领头羊”之称的TCL在武汉以其TCL9980掌上秀手机摆下擂台，公然向洋手机叫板的事。尽管是以他们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我对这个结果却并不怎么关心，我欣赏的是他们这种方式的极端性：“打擂”、“比武”，为什么要这样？是报上介绍的“国外品牌利用其强大的广告攻势、无所不及的销售渠道、推陈出新的机型、牵引市场的价格调整、与移动、连通的密切关系、长久的品牌积累，将国产手机残酷打压”的前提或者仅仅只是“由于宣传不够，消费者对国产手机了解有限，对国产手机的质量不放心”吗？也许从行业内部对工作中的所存问题与欠缺的总结是完全必要也是一定要做的，但更深层的问题却是存在于国民心中的：“本人一直不大相信国产手机。人家搞这个行当多少年？国产手机才搞多久？国产手机质量信不信得过？不仅本人这样想，我的朋友基本上都这么看。有心买国产手机，临到购买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洋货。”这是一位消费者的心声，真实的要命，代表的也是一种民族心理，这是1840年以来不断加深的一种民族自卑心理，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尽管它存在的状态有些模糊，但似乎是越模糊越可怕，一言以蔽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个假洋鬼子！所以，每一个有志于民族工业的人并不仅仅面临着如何将产品推销到国民中去的问题，还同时肩负着改造国民文化心态的使命，最简单的一种理解是自己的消费者要靠自己来培养。对从事民族工业的人来说，面临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竞争，这种不平等竟是来自我们国民的文化心态。所以，很多的事实莫过于如此：是我们的国民打败了我们的民族工业。
从诗歌论争到TCL打擂，从文化到企业，我们不难看出一种从内部改造我们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结构以及国民性的努力正在有识之士那里逐步展开，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希望所在，无法回避的一点是：不论是民族的艺术还是民族的工业，都不可能脱离现时期的民族文化心态和由此构成的一个大环境来发展，既然有志于此，那就所有的问题都得自己扛。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潜流涌动
这一回，我想撇开常规的那些，往深里看去。
有一些事发生了，但看似与诗歌无关；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但有心而有识者实在是少得可怜，他们看不见。
有时候想想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个坛子经常开会中国人的会又老是以研讨为主调的，研讨来研讨去却不见思想产生，中国诗坛会上思想的含金量已经严重低于诗人在网上的只言片语了。
我在此想说的事也正是发生在网上：那是雅典奥运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不就是多拿了几块金牌嘛！西方列强的舆论便一下子坐不住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读卖新闻》、《莫斯科新闻报》长期以来，这些媒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说成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也不为过吧？却是一派胡言，一堆小丑！像网上常有的那种嫉妒狂在发帖子。其中暗藏的一个逻辑是相当霸道而混帐的：中国人拿多了金牌就是有问题的，越拿的多就是越有问题。
几篇小丑之文被挂在了诗歌网上，便成了一块试金石，什么人说什么话。绝大多数庸众的反映可以他们自道的三个字予以概括“有道理”好一个“有道理”！谁的“道理”？西方政治正确文明正确的“道理”！廿年以来，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不断地接受这种道理，到今天像合格的毕业生那样在网上立场文明态度正确地说一句：“有道理”。个别真正的诗人则绝尘而去，怒不可遏，小题大做，指东打西，破口大骂！不过是在借奥运之事谈思想说诗歌，言词极端或高妙如“鲁迅的拿来主义比我较为低级，不过是从东洋拿回一把手术刀来割国民性的疮”。若干年前，有岭南青年才俊提出过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在硬努着批判鲁迅的人群中能够提出个把有价值的问题就相当不错了）：为什么鲁迅只差一步成尼采？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没有疯明摆着他疯不了，因为本质上他是西方（包括东洋）文明的正确论者这样的人对大是大非那么有把握，他怎么疯得了？这是我所给出的更进一步的答案。
忽然想到：在中国的诗人中从来不乏制造思想的能力（哪怕它只产生于一个、两个、三个人中），这使中国诗歌的某一部分从未丧失过硬度与重量。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发现诗歌艺术的列车拒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无话可说硬要写出“诗”来的“散仙”，一种是在正确文明指导下用道理来写诗的人。前者利用思想并不直接等同艺术其中的转化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这两点来回避思想，拒绝承担，进而掩盖自己空空如也的头脑；后者则永不懂得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是在与文明的错位中产生，照搬是最大的无能就这样，一代人被甩下去了，两代人被甩下去了，三代人被甩下去了……我已经有经验了：见到这些老的新的下车者，你永远不要问：为什么不写了？这样的提问等于给了白痴耍个性的机会，明摆着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拿什么来写？！
就像列强们不喜欢中国的运动员多拿金牌一样，他们也不喜欢中国的诗人真的把诗写好：好也得像他们标准中的那个好法。很早以前，那个叫做斯蒂芬·欧文的美国教授早就开宗明义了，他一方面说北岛的诗让瑞典诗人想起了他们的“少作”，另一方面则口气地说：我们认为他是最好的，中国人就会接受。但好在不是所有的中国诗人都在朝着这个标准而去，不是为了让尔等看着舒服，在上个世纪末，于坚说：“中国新诗的前卫部分在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体、精神和尊严，它不再是意识形态、知识的外延部分，不再是无休无止的学生。诗就是诗，创造、独立、清晰、光明。面对这个世界对强权意识的普遍谄媚，它发出了决不媚俗的、来自汉语、来自中国大地、中国经验、中国传统和心灵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出现了，这声音使‘拿来主义’的二十世纪新诗没有可怜地只是以‘博士论文’结束。”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个人主义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开的自由主义者。我发现，从九十年代末以来，在诗人中，我将是秘密的民族主义者。”我在《2000：中国新诗关键词》中为他击掌道：“好一个‘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在这一年里于坚的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之鼓掌，那么我孤独的掌声证明的是我听觉的质量。如果这‘秘密的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诗人中只有于坚一人，那么我就早已成为另外的一个人……”
结果是，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各自的《唐》和《长安行》。我永远难以忘记，我在本地的一所大学朗诵我《唐》的表情时，一位当时作为主讲人的欧洲汉学家那副难过的表情，在此诗面前，他那来自西方的让他拿到博士和教授的知识不够了，文明培养给他的对诗的判断力在瞬间失效，他有着无法继续在中国人面前继续权威下去的痛苦……
“让中国的诗歌成为他们眼中一个秘密的系统！”不久前的旅途之中，我对另外一位诗人如是说。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格瓦拉
最近老是提到这个人。四月底棉棉挺着大肚子来西安签售，在本市雅人扎堆的恒河沙书店搞了一个作品研讨会。那晚上本市著名的雅人基本都来了，一些发言令我难忘。
A激动不已地用双手搓着自己的大腿说：“这是诗啊！这是诗啊！反正这是诗！”他在盛赞棉棉小说《糖》，然后不做任何阐释，像是有意拒绝。这是一位来自80年代的老诗歌青年。
B指出棉棉小说发挥了身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会的地缘优势，希望棉棉今后的作品能写得健康快乐些，让肚子里的小宝宝带给她健康快乐，最终从一棵文学幼树长成参天巨树。这是一位刚获提拔的文学官员。
C要求棉棉用一段话概括自己的这部《糖》，他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保尔说的一段话，96个字，概括了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请你用一段话概括你的《糖》。”这是来自“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一位老者，他来此的兴趣在于能不能发现一部可以推荐给下一代的书，他报此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