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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穴居（7）
我得学会了解朱浩这些年来的处世原则和价值观，只有那样我才不会拘泥于王玉的问题而难以自拔。我感动于朱浩的好意，同时又很怀疑他所提倡的方式是为安慰我而临时捏造的。他和老方的事是真的，这我相信。但钻入别人房间的是老方，而不是他朱浩啊？若是他朱浩觉得那么做有多么的光彩，为什么不也是和老方一样呢？朱浩是一个细心的人，大约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疑问，所以才讲了那个出差的故事，还暗示他和老方之间进行了交换。就我多年对朱浩的了解，我相信交换的事是没有的，是朱浩为安抚我而特意编造的。他又不愿撒谎，所以说得不清不楚。他的极至不过是和老方在同一间房子里，中间什么也没有隔。黑灯瞎火，有一些响动，这就是全部了。即使是在朱浩新式道德观的衡量下，我和王玉的事也不是那么露脸的。我知道朱浩尽了力，并不惜把自己昔日的情人比作妓女。这些，全都是为了我。我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王玉是朱浩的王玉。
哦朝霞
凌晨四点，我骑车带王玉前往码头。
虽说我一夜没睡，此刻却像刚刚醒来一样地清醒。我真愿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是我在一个早上把一个人送往码头。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有原来的生活和背景，原来的情人。而那个情人决不是我。最好我也并不认识他。我不仅不认识她的情人，甚至也不必认识她本人。我只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早晨骑车，前往码头和江边。我要从茫茫黑夜里一直骑到空气新鲜的黎明。我要骑到黎明里去，看见天光渐渐明亮。骑过昏睡暧昧的城市，骑过店铺的阴影。骑过倒卧路边的乞丐和酒鬼，骑过躯体以及那些垃圾。我要和早起的贩夫走卒们在一起，与他们在一条路上同行。我将看见那些坚持晨练的人，奔向路边花坛和公园。按一定顺序，年长者起得更早。我上路的时候也正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上路的时候。其后，我将与七十和六十的老人迎面相遇。而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他们出来的时候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多么美妙啊！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有的是时间、精力和足够的好奇。甚至，我也有闹钟。我为什么就不能早起？与星辰明月为伴，并看着它们偏移西去。良辰美景总是和我相互错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来细心体察一番呢？我发誓，以后一定要那样做一次，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有任务在身。两个人，我把另一个送到江边去。我在想把她送走以后的回程就已经非常接近纯粹了。我把她送走，把她扔下，那唯一妨碍我的东西。
而现在她就像一只口袋歪倒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她的手揽过来，搂住我的腰，脸的一侧贴着我的后背。一会儿她昏沉睡去，身体的重量就变得令人担忧了。我的龙头上挂着她的包，不时碰着我蹬车的膝盖。经过五个十字路口后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后来我们经过一个夜间施工的建筑工地，照明灯的强光直晃我的眼睛。车轮在沥青路上颠簸着，绕过窨井和砖块。在第六个十字路口我们停了下来，稍歇片刻，带吃早饭。
不知道王玉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饿了。我是看见馄饨挑子上的灯光才决定停车的。它就摆在马路中间，低矮的小桌边居然有一个食客。
我锁了车，领王玉去两寸宽的条凳上坐下。我要了一碗三鲜面，给王玉要了一碗馄饨。我们的还没有做好，旁边的食客已经吃完了。他问卖馄饨的多少钱？卖馄饨的说十块，十块钱一碗，我和王玉都吃了一惊。看来我们是遇见宰客的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卖馄饨的，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黑脸膛，大胡子，一身颤悠悠的肥膘。他手持铁勺，让对方给钱。那人看上去也是一个赶火车或坐轮船的，一只手提皮箱靠在脚边，西装革履，操着笨拙的南方普通话。他直嚷今天出门遇见鬼了。
这碗面条的价钱很关键。如果他给了十块，我们的面条馄饨也不能少给。我后悔事先没有问卖馄饨的价钱。那南方人显然也在后悔。凌晨五点，即便是十字路口也了无行人。南方人只得向我们求援，问我一碗面条值不值十块钱？我的脑子活动开了：如果帮他说话，势必得罪卖馄饨的。我们也得出十块钱事小，他的案板上就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况且他说了自己的身份，是从大牛山下来的。南方人也许不知，可我清楚，那儿有一个劳改农场。卖馄饨的看起来也像那一类人。但如果不帮南方人说话，我们也得按十块钱一碗的价给。
急中生智，我问南方人：“十块钱一碗，里头搁的是什么？”我的智慧不在于问了一句巧妙的话，而在于使用了许城方言。如此一来就与南方人拉开距离，而与也说许城话的馄饨挑主接近了。卖馄饨的说：“是啊，你也不瞧瞧面条里头搁的是什么！值这个价。别说十块钱，二十、三十元老子也敢要。你掏不掏？不掏就变二十了！”说着用勺子去敲南方人的头。南方人被迫掏了一张十元的，提着箱子过了马路。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今天算我撞见鬼了！”
之后，我和王玉埋头吃。我们没有相互讲话。我在考虑吃完以后付钱的事。其间又用许城话要了一两次盐、辣椒什么的。卖馄饨的两次把勺子伸过来，给我盐和辣椒。总算吃完了，我问：“几个钱？”卖馄饨的说：“你是许城人，我不宰你。都是家门口的，我明天还在这块摆，你带两个人来砸挑子，我还划不来呢！他是出差的，乡下人，不是不宰白不宰呃？你说还是这个理？”我赔笑道：“是是。”卖馄饨的说：“我就收你五块钱吧。”
五块钱，我们还是挨宰了。按当时的物价，一碗三鲜面和一碗馄饨加起来撑死也不过两块五。我掏出一张十元的给卖馄饨的，他说没得找。此时商店都没有开门，没地方换零钱，卖馄饨的也不可能不收钱。我不愿再逗留下去，所以最后还是付了十块钱。好歹和那南方人相比，我们赚了一碗馄饨。
我带上王玉，继续上路往码头而去。此时天光已渐渐显露，路上出现了一些早起的行人。我们又穿过四个十字路口，最后抵达码头。王玉坐在自行车后，没有再抱我的腰，也没有说话。她默默无语，没有声息，从重量上感觉，也没有睡着。她大概为我刚才的表现在生气呢。如果她生气，也是我们相处以来的第一次。谢天谢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候。她气得很是时候──如果注定要生我的气的话，此时生气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是一个胆小鬼、自私的人，而且猥琐。谢天谢地，她能这样地理解我、后悔我们之间的行为。她但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离开我就像离开一块木头、一场恶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和更圆满的呢？没有了。对我来说，知道她生气也就得到了安慰。她会为我的软弱和卑微，为我的一切缺点而生气，和其他人一样，和赵燕、小惠一样，那真是太好了。我也就不必存有最后的一丝遗憾了。
王玉始终绷着脸，当我们坐在防波堤的水泥护栏上遥望那条船的时候她也一样。后来太阳出来了，映在她脸颊上。我去买刚刚能分辨出颜色来的红红的苹果。我捧着纸袋向她走近，近到足以看见她流泪的距离。很难说她面无表情是生气还是为了忍住不哭。我呢？既不想流泪也不生气。我只想睡觉。我太疲倦了。接着我想起来了，韩东的一篇叫《利用》的小说是这样结尾：
哦，朝霞，他们被它明确的无意义和平庸的渲染浸润了。
然而此刻，某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属于我。我看见王玉在哭，泪流满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哭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虚无，尽管他（她）悲伤、委屈或莫名其妙，同时也很充实。
王玉回去后的一个星期，杨真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从悲痛中稍稍解脱出来的东海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他感谢我没有给一个和王玉在一起的机会，否则他现在就会觉得对不起杨真了。他没有料到杨真会死得那么快。他说如果当时我给他机会，王玉肯定会和他上床的。他有这个把握。
《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障 碍（1）
他是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的。要是在现在那也许算不了什么。他是一个名人，人们对他的兴趣普遍集中在男女关系方面，小报在这方面显得很有作为。那时候有关他的绯闻是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谣言四起，有时也不免言中。问题在于当时人们对名人缺乏必要的谅解，更有甚者，大家认为名人在道德方面也应该是一个楷模。在一个领域里的出类拔萃说明了生活态度上也一定严谨自律，怎么可以在一个方面表现出色而在另一个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甘于堕落呢？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倘若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然也不可原谅。李红兵感叹没有赶上好时光。一切都在进步，对名人的崇拜、追星、传媒、小报记者和私生活曝光，而人们的理解力却不能跟上。到后来报纸上开辟了道德法庭专栏，对他进行声讨，李红兵的锦绣前程就此毁于一旦。
在李红兵走红的那一年里，他和无数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使其中的三个女人共堕胎九次，也就是说平均每人堕胎三次。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其中的一人堕胎七次，而另外的两人各堕胎一次。使一个女人在一年的时间里堕胎七次，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不仅无法理解，同样也无法想象。至于具体情形李红兵真的无法说清了。他只记得身边不时有女人堕胎。开始时他还有印象，是那个叫珍珍的，也是由他亲自过问处理的。到后来李红兵已经完全糊涂，堕胎的医院被固定，怀孕的女人也由他的助手护送，只是到他这里来报销手术费和营养费。堕胎这件事已成为乐队的日常公务，只不过需要及时处理而已。当然，至于是不是他的孩子就像是不是他的女人一样，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直到他因此获罪。在拘留收审期间，李红兵方有闲暇思考那些血肉模糊的孩子是否是由他弄出来的，此时已是有口难辩了。一切都记在他的账上，都是在李红兵的名义下进行的，可在他的周围至少有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的生育能力至少也不会比瘦弱的李红兵差到哪里去。十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与他一同共事，之间也不乏兄弟般的情义，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原始公社，在一年的集体生活中与那些川流不息的女人生下了九个孩子，平均一人一个还不到呢。
服刑开始后李红兵慢慢改变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