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娥首先坐不住了，瞪着眼睛踱到他俩的面前，试图制止他们的争吵，但毫无效果。尽管隋学芳东躲西藏避免交锋，但他的妻子仍盯着他不放，以致夫妇俩争吵得差点动手了。
当下，宋庆龄迅速作出了让隋学芳一家搬出上海家中的决定。
宋庆龄亲自指示周和康，联系了距淮海中路1843号最近的与吴新路口交界处的武康公寓大楼，把隋学芳一家安排了进去。
自从靳山旺离开方巾巷后，宋庆龄始终惦念着他。她何尝不想向周总理求援，把这个“亡命之徒”重新调回自己的身边来？然而，当有一次她在会议前遇到了靳山旺，并听说他已担任了周恩来总理的卫队长、调到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消息后，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她不愿意因一己私心而耽误了青年人的政治前程。她高兴地连声笑着对靳山旺说“好好好”，并鼓励靳山旺好好干，少发小孩子脾气，争取在政治上与业务上都得到更大的进步。
1966年春季，那场曾给全国人民留下伤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蓄势待发之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这时候的北京街头，已出现了大字报，并在中央高级干部中传阅开了江青的一些讲话稿。但心地善良的宋庆龄当时并没意识到一场浩劫即将开始，只是对这位早在延安时就给她留下了不错印象的毛泽东夫人的讲话表示了一定的兴趣。
这时候，靳山旺正奉命在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石溪公社搞“四清”，被任命为青洲大队副组长。开始，他们对上饶方言一点都听不懂，例如本地人把自己的妻子叫做“老蜜桃”等。由于方言的隔阂，工作一度进展缓慢，靳山旺他们就把学习方言作为他们的第一课。然而，除了方言外，对于他这个北方人来说，插秧也是一桩困难事，到田里劳动时，要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而且田里的蚂蟥特别多。所以下田以前，要先在脚上和腿上涂上一层肥皂，这样，蚂蟥就不叮咬了。
8月份，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基本结束了，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靳山旺特意在上海下了火车，专程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看望了宋庆龄。当靳山旺把在铅山县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宋庆龄汇报后，老太太听了哈哈大笑，中午请靳山旺吃了饭，还给靳山旺的两个孩子各送了一套毛衣和数条小手绢。
然而，日历刚翻过去没几页，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真面目已初露端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刘少奇排到常委的第八位，林彪从原来的第六位，一下子排到了常委的第二位，陈伯达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到常委的第五位，康生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排到了刘少奇的前面，朱德排到了第九位，李富春排在第十位，陈云排在最后。靳山旺原来听说，毛主席和蒙哥马利谈话后，刘少奇同志是接班人的地位就等于确定了，如此一变，接班人的问题又悬而不决了。当时，靳山旺就感到问题一下子复杂起来了。果然，那把狂热的烈火迅速地在全国蔓延开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上的夺权运动高潮迭起，这对中央办公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年轻人聚集到国务院的西门，要求周总理接见，解决他们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宋庆龄的家中。
七十三岁的宋庆龄，遭受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与打击。
刚柔相济后院起火（1）
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就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学芳出大事了。这天，隋学芳刚从北京回上海，上海警卫处的一位久未见面的领导热情地宴请了他。老友小别重逢，格外亲切，领导拿出了他泡了多年的人参酒，与隋学芳促膝对酌。席间，他俩谈了好多的话，说了好多事，在谈到这场使人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时，两人都动了肝火。
1966年夏天，先有一些受人挑唆的小学生，以红小兵的名义，纷纷给宋庆龄寄去了建议信。在信中，孩子们要求宋庆龄剪掉她平时常梳理的、带有横Ｓ形的“芭芭头”（即中国妇女的传统发式、在脑后挽成一团的发髻），换掉宋庆龄爱穿的中式旗袍与大襟衣衫，还少年老成地把这些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接着，北京的红卫兵与造反派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大标语，贴到了后海北河沿宋宅那与卫生部紧邻的围墙上，墨汁淋漓的红底黑字，破坏了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和谐与安逸。与此同时，又有人传进话来，扬言要对宋庆龄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抄家）”，砸碎里面的一切“封资修的残渣余孽”。
更使宋庆龄震惊的是，一夜之间，北京全城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与大字报。这种骤变，使宋庆龄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意识到自己终也难逃一劫。
被宋庆龄不幸而猜中的是，“打倒宋庆龄”的口号声，终于隐隐约约地传进了后海北河沿46号，令人惊恐地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1966年8月25日的凌晨，一群狂热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终于光临了后海北河沿46号，一时间，围墙外人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震天动地。幸亏东西两扇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守卫着，红卫兵与造反派们才一时难以冲进来。
但是，情况仍十分紧急，到了上午10时左右，红卫兵与造反派更是如潮涌至，近千人团团包围了后海北河沿46号，还在围墙上架起了高音喇叭。高分贝的吼叫声与毛主席语录歌声，像一股无形洪流，无情地冲碎了宋庆龄家中的宁静，间或，大喇叭里还传来了“把宋庆龄揪出来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打倒资产阶级的阔太太宋庆龄”的口号声。
当时，红卫兵与造反派那种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样子，着实把钟兴宝等几位工作人员吓坏了。
十八岁就跟随宋庆龄的李燕娥毫无惧色，她始终挽袖捋臂地逡巡在家中花园里，徘徊在两扇大门后，站立在宋庆龄左右，本来就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李燕娥，此时此刻更威风凛凛。她整天横眉竖目、面若冷霜，大有与任何胆敢侵入家中的来犯者决一死战的势头。她大大咧咧地拍着钟兴宝瘦削的肩膀，高喉大嗓地安慰道：“勿吓，兴宝，勿要吓！当年老蒋的刺刀子弹我都见过了，还怕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谁敢冲进来，老娘不把他的脑袋掐下来才怪呢！”
每当这时，宋庆龄就格外冷静，她甚至面带微笑地宽慰大家：“你们别紧张，别冲动，这些年轻人还不懂事，你们别当一回事。”
宋庆龄家被红卫兵与造反派包围冲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的耳朵里。当天，周总理立即派来了一个加强连（原只有一个警卫排），分为三班，日夜守卫与巡逻在宋庆龄家的内外。
为防不测，宋庆龄还令隋学芳关闭了两扇大门，只在紧邻卫生部的那扇东大门上开了一个观察小门。
但是，家中依然难以获得片刻的安宁：警卫连只挡得住狂热的人们，却挡不住嘈杂的高音喇叭声，挡不住红小兵们天真幼稚的革命造反的心情。每天，仍有不少孩子的来信送到宋庆龄手中，翻来覆去仍是那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
每每看着这些笔画稚嫩的来信，宋庆龄只会苦笑着摇摇头，长长地叹着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他们可别害了我们的孩子呀！”
一声“他们”，确有所指。
那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和孩子们来到宋庆龄家中做客，王光美出于对宋庆龄的敬重，说了一句：“宋副委员长，你是我们国家地位最高的妇女代表。”当时，宋庆龄就连忙摇着头阻止道：“快别那么说，要让她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王光美与宋庆龄谁都没点名道姓指明那个“她”是谁，但她俩心中都明白如镜。
这天，后海北河沿的家中来了一位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女客人—江青。
江青穿一身草绿色的解放军军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表雍容，很有风度。当时，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势在手、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听说宋副委员长近来身体欠佳？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同时，我受主席的委托，来向你宣传解释这场由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与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一落座，便把大腿架在了二腿上，拉开了官腔十足的调子，“希望你能正确理解与对待。”
宋庆龄平静地望着面前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端庄的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参加开国大典回上海时，当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当时给宋庆龄留下的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的好印象。为此，宋庆龄后来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对别人夸奖江青，说她“有礼貌，讨人喜欢”。宋庆龄第二次见到江青，是在50年代。那次，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那天，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优雅、态度谦和、服饰得体再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江青却给了她一种可近不可亲的陌生感觉，已经正式登堂入室步入政治舞台的江青，不管是服饰还是神态，都使宋庆龄分明觉察到了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骄狂之气。
几句客套之后，江青便话题一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感觉，特别是每句话后面的一个字的尾音，拖得格外长，还不住微微颤抖，让人感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神经质。
宋庆龄依然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虽说她脸上不动声色，但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就连一边侍立着的钟兴宝，也感到这个女人官架子好大，是她所见到的中央高级首长夫人中最傲慢的一个。
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江青的发挥，微微笑着提醒对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使用武力，更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若冰霜。据当时在场的黎沛华秘书回忆：江青当时似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像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她发现江青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