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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这层窗户纸一经兴宝阿姨捅破后，靳三旺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就再也没有碰过蒜葱之类带有异味的食物，而且更加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了，他处处效仿着宋庆龄那文明良好的卫生习惯：洗漱用具不再乱拿乱用了，牙膏也不用那种廉价的了，改用上海日化四厂生产的“宫灯”牌牙粉，就连洗脸用的毛巾，也换上了“钟牌”414或丝光毛巾，冬季来临时，还不忘往裸露在外的脸上手上抹上些蛤蜊油……
大上海之夜是个旋转的万花筒，闪烁的霓虹灯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装点得格外美丽，尤其是久负盛名的外滩与黄浦江，一直吸引着靳三旺他们前往一睹芳容。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经宋庆龄同意后，他与刘作鸿等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前去外滩观赏夜景。不过，临行前宋庆龄下了个小小的命令：换上全毛西装、系上领带、穿上皮鞋，同时打理好各自的头发，否则，这大上海的夜景就不要去看了。
这事容易，不就是老太太常提醒的仪表仪容吗？不就是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吗？尽管这身为了外事活动而定制的西装穿在身上有些别扭，领带更是勒得呼吸都不自由了，但为了外滩，为了黄浦江，得忍了。
华灯齐放之时，几个装束一新且又时髦的年轻人，已漫步在外滩上。如果说大上海是个不夜城，那么，黄浦江就是束在城市身上的一条裹金镶银的宝带。江中，巨大的远洋轮船与娇小的快艇，在灯光的勾勒下，缓缓地穿梭在江面上，硬是把倒映在江面上的那一片片流金溢彩的灯光，给搅了个粉碎，宛如天上的银河洒落在人间。更有那时起时落的“呜呜”“哞哞”的汽笛声，多像家乡那条老黄牛的欢叫呀！
“小开，看，小开喏！”忽然，有路人向这几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指指戳戳，引得更多的游人向他们注目。什么“小开”？“小开”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在说我们吗？靳三旺他们这几个都是来自陕西或山东的外地人，哪知道这句“小开”的含义是褒还是贬，这些上海人对他们究竟是友好还是不友好？然而，不等靳三旺他们嘀咕出个所以然，几个正倚墙而站的妙龄女郎索性手舞足蹈起来，冲着他们尖声地笑开了：“小开小开，小开小开……”
这下，靳三旺忍不住了，他最讨厌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当地人，专门欺侮两眼一抹黑的外乡客，如果她们到了陕北，我们也用当地土话骂她们个一头雾水，看她们心里怎么个滋味！想到这里，靳三旺越发认定那几个妙龄女郎是在嘲弄与讥讽自己了，于是恼恼地一跺脚，冷笑着指着对方来了个反唇相讥：“大开，你们是大开，是大开！”
在靳三旺想来，大总比小厉害，还她们一个“大”字肯定比“小”要有力量。哪知道他这几声“大开”刚回敬过去，却招来了对方一阵更加狂野的大笑声：“土小开，原来伊拉是土小开呀！哈哈哈……北方来格土小开……”
已与宋庆龄朝夕相处半年余，靳三旺对上海方言已略能听懂一些，这下，他总算听明白对方确实是在嘲笑讥讽他们了，惟独不知这“小开”是什么意思。有心站定再狠狠回击对方几句，却被刘作鸿及时地暗中用力一扯，他这才明白这可不是与人家老百姓论长短的时候和地方。无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只好随着刘作鸿快步离开了外滩。可气的是，都走出老远了，顺着江风，还能听到这几位上海时髦女郎“小开小开”的说笑声。
特殊使命赋号“大炮”（4）
翌晨，早餐桌上，宋庆龄饶有兴致地问靳三旺：“大炮，昨日夜里外滩与黄浦江白相得怎样？”
靳三旺学着宋庆龄的上海话，如实禀报：“好白相格，蛮好白相格。这么大的江、这么大的轮船，还有这么高的楼房、这么漂亮的霓虹灯，阿拉还是头一次开眼界呢，只是、只是有些上海人不太礼貌，还是姑娘呢，就骂人，无端地骂我们……”
“骂你们什么啦？”宋庆龄停止了饮食，静候下文。
“她们骂我们小开。”
“小开？”宋庆龄忍住笑，“那么，你们怎么个态度呢？”
“我也不客气，以牙还牙嘛，骂她们大开，大开！”
“扑哧”！宋庆龄再也忍不住，笑得伏在了餐桌上。好一会儿，她才直起腰，指点着靳三旺笑道，“大炮呀大炮，迭回侬可是放错炮啦！侬晓得啥叫小开吗？小开是个好名词，只有既有钱又懂文明的旧社会的少爷，上海人才叫小开的呀！肯定是你们昨晚那一身西装革履，使得人家误会了，把你们当成小开啦！”
原来是这样！一经宋庆龄点破，靳三旺这才恍然大悟，不由羞愧尴尬地笑了。从此，靳三旺更加用心学习上海话了，他明白，要真正成为一个宋庆龄的忠诚卫士，就必须掌握各方面的知识与本事，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警卫工作中，真正做到与老太太心领神会，配合默契。
现代文明正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靳三旺这位年轻的山野小子与一介武夫。
当1954年7月底，宋庆龄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带着全家，冒着酷暑炎夏前往北京时，靳三旺已把上海话学了个八九不离十，能像隋学芳与钟兴宝他们一样，用八九不离十的上海方言与宋庆龄对话了。
由于方巾巷15号里没有空调设备，酷暑盛夏实在难以住人，再加上为了便于参加会议，所以，这次到了北京，宋庆龄就应党中央的一再邀请，住进了北京饭店。这时，台湾海峡彼岸的反共叫嚣之声正烈，媒体不时有蒋介石派遣特务在大陆落网的消息传出，身为宋庆龄身边的卫士长，靳三旺严格执行着保卫制度，除了对宋庆龄每日的生活起居进行严密保卫之外，还对凡是外界传送到宋庆龄身边的一切生活与工作物品都进行着严格的检查，就连上海作家周而复带来的匈牙利礼物（内有布达佩斯碟子与糕饼一只）与被宋庆龄视为“最亲爱的王小姐”的王安娜不时捎来的蛋糕、番茄酱等生活用品也毫不例外。
其实，宋庆龄一向严格遵守着中央的保密纪律，谨慎小心地验收着外界传送给她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及时收发信息，为此，她还给自己起了一些化名与别名，以便她自己能够准确地鉴别与验收。
例如“苏西”，那恐怕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的第一个别名，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的信中，还记忆犹新地写道：“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宋庆龄自称）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
例如“林泰”，这是宋庆龄在给友人的私人信件中落款署名最多的。“林泰”的含义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宋”字下部是“木”，树木丛生成“林”；“庆”字作祝贺、幸福、吉祥解；
“龄”指岁数。“泰”字作平安解，如安泰、康泰等，取“庆龄”两字之合意。同时，“林泰”又可作“宋庆龄太太”之意的缩写。
此外，宋庆龄还有一个罕见的别名—马丹。据宋庆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杜述周说，1969年10月16日，他跟随宋庆龄从北京头次回到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家中，宋嘱咐他说：“如有来信写孙夫人、孙逸仙夫人、孙中山住宅和马丹名字的信函，都是给我的，林泰你也知道。”并补充说，“马丹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的别名。”
至于那些近在同城的友人与下属的物品，她就亲自委托忠诚的李燕娥、钟兴宝与司机刘凤山或周和康、张友等她信得过的工作人员直接传送了。
1954年9月，宋庆龄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在政治上的又一次进步：在1949年9月的最后10天内，她参加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名居三名非中共党员（另外两名李济深、张澜）之前。
宋庆龄的政治生命之花愈开愈灿烂，但靳三旺却感到在宋庆龄身边的日子过于安逸与平淡，以致有些乏味平凡之感了。的确，对于一个热血沸腾、青春勃发且又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英雄班长，尤其对于一个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有一种有力难发的感觉，但当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人生经验上都十分幼稚的靳三旺，怎么可能体会到他那段人生岁月的光荣与辉煌？怎能理解到他斯时斯地所从事着的是一项何等伟大与珍贵的事业？怎能明白宋庆龄在不动声色中所从事的是一项何等伟大的事业？至少，靳三旺这个原本也许永远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将永远地与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遗憾的是，靳三旺当时没有意识到、体会到。
不过，靳三旺的这种焦虑与厌倦的情绪没维持多久，就被随之而来的一段段紧张乃至不失惊险的生活节奏给冲淡了，以致他终于有了施展自己忠勇的余地与立功的机会。
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忠诚与勇敢，再次获得了宋庆龄赋予他的一个外号—“亡命之徒”。然而，起先他还为此感到不高兴呢，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
特殊使命“亡命之徒”（1）
“勿来事格，勿来事格，我是人，侬也是人；我有一条命，侬也有一条命，而且还是一朵鲜花蓓蕾样的年轻的命，我绝对勿能让侬去做这种事体格。”不等靳三旺把话说完，宋庆龄就连连摇头，坚决不答应靳三旺的这种几近搏命的冒险行为
1953年的初冬，位于我国东北的辽宁旅顺、大连等地已是冰天雪地、银妆素裹。12月下旬，宋庆龄、彭德怀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口欢送已完成了五年保卫与建设任务的苏联军队返回自己的国家。临行前，宋庆龄召集靳三旺、隋学芳等警卫人员在方巾巷15号家中开了一个短会。
“这是中苏关系上的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样，也是对整个亚洲和全世界富有意义的事件。”宋庆龄一上来就阐明了这次前往旅顺口的目的与意义，“五年来，苏联忠实和无私地履行了1950年所签订的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所确定的义务，同我国共同保障旅顺港口和港务设施的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互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今天，由于远东局势在朝鲜战争结束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之后所起的变化，由于我国国防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强和现代化，苏联现在要遵照条约的规定，准备把她的部队撤出旅顺口，这是我们两国之间伟大的友谊和兄弟般合作的一个标志。不但如此，她还把她所恢复的和增建的全部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我国……所以，我们此行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光荣是我国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国际关系，因为它无论是行动上和言辞上都贯彻了有利于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的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