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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脂砚斋所指出的“指东击西，打草惊蛇”，也正就是戚蓼生所说的“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那个绝人的特点和奇处。两个人可谓不谋而合，也说明了此非一人之私见，实在有此妙理为有目者所共赏。
大家对钗、黛二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孤僻，一和善；一尖刻，一浑融。其实这也只是雪芹笔下的一面而已，还有另一面，读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过去。第三十回，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不过白问了宝钗一句，宝姑娘便疾言厉色，指她说道：“你要仔细！我和你顽过，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你该问他们去！”这种指桑骂槐、夹枪带棒的话言和神情，就写出了宝钗的内在的更真的一面，她实际非常厉害，并不好惹，同时也透露了她和丫鬟们是保持“主子尊严”的面目；而黛玉却是爱和侍女们顽笑、和丫鬟关系最好的姑娘，她是天真活泼有风趣的少女，并不是一生都在“愁眉泪眼”中的一位病态人物，我们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处”，只不过是当爱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时候的表现——否则，那样一种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可以令宝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说家，却越是惟恐读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点意思：写喜，就眉开眼笑，说悲，就鼻涕眼泪；情节稍有隐曲，马上就“看官不知，原来如何如何”，就要“书中代表（代为说破的意思）”。总之，他只有那一个浮浅面，还怕读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词，也都成了廉价的“描写”法宝。于是，那文章便成为简单寡味、一目了然的东西，就绝不会是能使人心游意赏、流连往复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伟大艺术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笔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赏《红楼梦》，我想上举的这种地方就不该粗心大意、囫囵吞咽。当然，如果超越文学作品的范围，要处处作穿凿附会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欣赏”的意义了。
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
摄影术的发达与流行，大约是19世纪后期的事，雪芹是18世纪早期的人，哪里谈得上摄影录像之类的手段？然而说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影机，拍下了无数的“相片”和镜头，并且能够“剪接”组织，成为一部“片子”，有静有动，有远有近，有全景有“特写”……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摄”的、“录”的事情和本领。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辞法，都是带有缺陷的，因作比的双方只能有一两点、某部分相似可构成比照，而永远不会是全部能“入比”。我把雪芹的笔法比为拍照录像，不过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办法，所以在这儿不必过于拘泥，一味死讲。我打的这个比方，是1981年在济南举行全国“红学”会议时首次提出的。
那时候，或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敢多谈《红楼梦》的艺术特色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一谈艺术，仿佛就等于是忽视轻视了文学的“思想性”了，是错误而该批判的）。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譬喻，大家觉得“闻所未闻”，很感兴趣。
但我打这比方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说明一个艺术问题，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写人物时，多是“正笔”法，罕见“侧锋”法。所谓“正笔”，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对着人物去看去写。譬如照相，他是手执相机，正面对着人物去拍的，而不大会来取别的角度。而雪芹则不然。
中国绘画艺术，讲究“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这就相当于“角度”和“透视”的道理，但又与西洋的透视学不同。后者总是以一个固定的“立足点”为本，而还要寻求科学的“焦距”，然后方能展示全画面。中国则不然，是采用“分散立足点与焦点”的特殊表现法则，这在山水画中最为明显。“平远”与“高远”，角度有了差别了，但“正笔”是不变的，它无法“转动”——做不到像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雪芹对此，深有所悟，他在小说人物的写法上，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点”、“多角”的笔法。但是雪芹的悟，又在于善从悟中得“翻”法：东坡是强调，观察的角度不同，遂成各异，而非真面；雪芹则由此悟出，正因“多角”，合起来方更能得到那对象的全部真貌。“多角”不是为求异，而是归同，这是极重要的一点。
我拿拍照摄像来比喻，首先是为了说明这个要点。手执相机的人，他可以从高低远近和俯仰斜正种种的角度距离去取影。今天的人，对此当然觉得无甚稀奇，但在清代乾隆初期的雪芹来说，他如何能悟到这个妙理妙法？非特异天才奇迹而何？岂不令人称奇道异？
第三部分第五层 《红楼》审美（3）
在此，让我回顾一下1981年事后追记济南会议发言的“提要”，以讨其源，盖非讨其源，则无以畅其流，而且十多年前的见解，今日重提，也可以纠补昔时的疏略或不尽妥恰之处。我那时说的是——
鲁迅先生对“红学”贡献最大，他在小说研究专著和专讲中的那些论述《红楼梦》的话，都是带有根本性、纲领性的重要概括和总结。研究《红楼梦》，必须向先生的真知灼见去学习，去领会。先生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见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我想，单是这一段话，若作点真正深细探讨的功夫，就满够写一篇很长的大论文了，先生在此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先生指出，从打曹雪芹出来，以前小说的那种传统思想和传统写法就黯然失色了，这是千古不磨之论。先生已经说明了曹雪芹的艺术独特，有划时代的意义。
鲁迅先生所说的传统指什么？就是指“叙好人完全是好……”的那种“传统”——也可以说是陈陈相因的陋习。打破这种习惯势力是非有极大的胆识、才力不行的，所以特别值得宝贵。“传统”这个词，当它和“创新”并列时，自然就成了对照的一双，而传统是不应当维护的东西。因此不少人一提“传统”，就理解为是排斥创新的一个对立物。“传统”有时确实是要打倒的事物。
我今天想谈几句传统问题，但是这个词语是我此时此刻心中特具一层意义的一个，不可与上述的那个词义混淆。我用这个词指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学艺术传统。这个传统不但不能打倒，而且反要维护它，发扬它。它的任何一个阶段的中断，都将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灾难。
这个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我们民族史上世世代代无数文学艺术大师们所创造、所积累、所融会、所熔铸而来的。它绝不同于陈陈相因，自封故步，而是不断创造和积累，不断提高和丰富。它也汲取、消化外来养分，但始终不曾以别人的传统来取代自己的传统。所以它是民族的。我现在谈传统，指的是这个意义的传统。
曹雪芹这位艺术大师，是最善于继承传统又最善于丰富传统的一个罕见的奇才。
也曾有论者根据小说中引用过的书名、篇名、典故词语等，去探索曹雪芹所接受于前人的影响，用以说明他的继承传统的问题，这是对的。比如说，《牡丹亭》呀，《会真记》呀，等等皆是。应当记住，我们应当不仅仅限于“征文数典”，而是要从大处看我们这个文学艺术传统的精神命脉。不管如何创新、汲取、丰富、升高，它总是中国的，中华民族的，绝不是什么别的气质和“家数”。
我的意思在于说明：第一，一定要正确理解鲁迅先生的原话；第二，有一种说法，什么曹雪芹之艺术所以能够与众不同是受了“西洋文学影响”云云，其思想实质不过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之类罢了。
曹雪芹善于继承传统，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他几乎把我们的民族艺术的精华的各个方面都运用到小说艺术中去了。
第一是诗。这不是指《红楼梦》里有很多诗句，有很多诗社场面等等，是指诗的素质、手法、境界，运用于小说中。这在他以前的章回小说中是虽有也不多的；到他这里，才充分发挥了诗在小说中的作用。你看他写秋窗风雨夕，那竹梢雨滴、碧伞红灯的种种情景，哪里是小说，全是诗！这还是回目与正文“协调”的，不足为奇，最奇的是“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一个回目，这里头还有诗吗？可使你吃惊不小——他写那冬闺夜起，拨火温茶，外面则寒月独明，朔风砭骨，种种情景，又哪里是小说，全是诗！那诗情画境之浓郁，简直使你置身境中，如眼见其情事。那诗意的浓郁，你可在别的小说中遇到过？他的小说，是“诗化”了的小说。
依我看，曹雪芹的艺术，又不仅是诗，还有散文，还有骚赋，还有绘画，还有音乐，还有歌舞，还有建筑……他都在运用着。他笔下绝不是一篇干瘪的“文字”，内中有我们民族艺术传统上的各方面的精神意度在。这是别人没有过的瑰丽的艺术奇迹！
我罗列了那么多艺术品种（都不及一一细讲），只没有提到电影。乾隆时代，还没有这个东西吧？
说也奇怪，曹雪芹好像又懂电影。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又是事实。他的“舞台”或“画面”，都不是一个呆框子，人物的活动，他也不是用耍木偶的办法来“表演”。他用的确实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不同的“局部”，不同的“特写镜头”……来表现的。这不是电影，又是什么？
曹雪芹手里是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影（电影）机”——但是，他却生活在二百数十年前，你想想看，这怎么可能的呢？
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大道理我讲不出，请专家研究解答。我只以此来说明，曹雪芹写人，是用“多角度”或“广角”的表现来写的，而没有“单打一”的低级的手法。他写荣国府这个“主体”和贾宝玉这个“主人”，就最能代表我所说的“电影手法”。
你看他如何写荣府：他写冷子兴“冷眼旁观”的“介绍”者，他写亲戚，他写“大门”景象，他写太太陪房因送花而穿宅走院，他写赵妪求见了管家的少奶奶，他写账房，他写奴仆，他写长房、二房，他写嫡室、侧室，他写各层丫鬟，他甚至写到厨房里的各式矛盾斗争！——而这一切，才最完整地构成了荣府的整体。你看他是多么“广角”，他是不可思议地在从每个角落、每个层次、每个“坐标”去“拍摄”了荣国府的“电影影像”。
他写贾宝玉也是如此。他写冷子兴口中“介绍”，他写黛玉在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