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并作出具体规定。
同时，父亲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为了端正分析阶级成分的标准，受毛泽东之托，集中精力研究土改问题。为此父亲专门分别致电中共晋绥分局转曾三、致电林伯渠向他们索要苏区中央局印发的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１１月８日致电中共华东、东北、五台、太行局，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怎样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材料日内电告中央。
不幸，１１月中旬父亲的高血压症复发，高压已达２２０，出现晕倒的严重症状。遵照中央安排，他到骑兵连驻地环境清静的钱家河休养。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母亲带着小弟远远也从兴县赶来。然而父亲无心“静养”，倒是利用养病之机，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通过他亲自调查和吩咐身边同志的分别调查，对驻地３０多个村子基本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十几天后，父亲从钱家河回到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从１２月７日至２４日是会议的准备阶段，分政治、军事和土改３个小组进行。父亲主持土改小组，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参加，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划分阶级等问题。
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８日，会议正式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详细讨论了现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改及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２７日，父亲就一段时间以来对土改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理论思考，针对目前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现象，郑重地提醒大家：“消灭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组织，是一件大事，党内党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用种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有些‘左’，……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由于会前不久中央已重新印发了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因而，发言中，父亲侧重于财产处理、政治待遇等提出可操作的政策界限。他说：
2．转战陕北（4）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和被选举权。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平分土地，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定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尽可能退回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非常重视父亲的这一席发言，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
十二月会议后，父亲又回到钱家河，着力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准备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向高级干部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父亲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地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芽父亲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拿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据此，提出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强调“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父亲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有较完备的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否则，“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革命就会要失败”。
关于斗争的策略与方法。父亲说道：在经济上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力设法保存力量。因而“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在斗争方法上，父亲强调区别对待，首先必须把地主、富农区别开；其次在地主中要区别大、中、小及恶霸与非恶霸；在富农中要区别新式富农与旧式富农。因为“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要“严厉些”，以使中小地主懂得土改的大势所趋，拿出土地财产来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了，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至于新式富农，由于它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所以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对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当如此。
2．转战陕北（5）
对工商业政策，父亲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父亲说：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父亲从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服务的前景着眼，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对在农村中没事做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对开明士绅，父亲强调，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和我们共过患难，有功绩，“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假如出去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
演讲的最后，父亲特别讲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要反对乱打滥杀，反对肉刑。”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父亲的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１月１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由于现在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对前不久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穴草案？雪：“我觉得现在似乎可以不发。”１８日刘少奇复电“完全同意。”同日，中央开会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穴又称《中央一月决定》？雪。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３月２８日，中共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篇公开演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个时期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形成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指南。５月２５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