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后的行程，仍旧是艰苦的。特别是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而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闷罐车载着他们爬过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９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会后，经稍事休整，父亲于８月３日正式入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
“东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登上学生宿舍五楼，正可俯瞰普希金广场，校园宽敞、优美、整洁。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３年，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父亲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肖劲光、廖化平、卜世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是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开学。
最初的学习很艰难，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吃力。父亲下决心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苦读俄语，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父亲就接替了这一工作。
1．唐家桥新屋（2）
父亲的堂叔，任凯南，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岳麓书院。１９１１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公费留英，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回国后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理卿，是只比父亲大９岁的小叔公。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获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１９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终其一生。
3．走出塾塘乡（2）
父亲还有一种酷爱：读报。
早在故乡读书时，他就常请在长沙谋生的叔叔寄报回家。唐家桥邮政代办所曾为父亲接送过一份份报纸。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后，读报，不知方便了多少！
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室就在师范部的紧邻，离师范部阅览室不远。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钻进去大饱眼福。从书报窗口，他看到了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以外的国家大事。求知若渴的父亲开始“论政”了，尽管许多观点很可能是报人的观点，他并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内乱外患的忧虑却跃然纸上。《近日闻见录》中他这样写道：
吾于某日课毕往阅览室阅报。见报载吴光新①以岳州、湘阴化为戒严区域，不胜骇异。吴光新阴蓄其志，欲一逞于湖南省久矣。今逢此时内乱纷纷乃乘机作乱，如政府不能先事预防之，或发生意外之变化，此则非独湘人之不幸，抑西南主义之大障碍也。继有中日银行与湖南之关系。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可悲也哉！
１９１６年，是父亲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个多事之年。客观地说，也是父亲迅速成长的一年。
这年暑假一到，父亲便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整理好一学期未曾住过的居室，临窗放置一个小书案，把所学过的课本、书籍一一码放整齐。本欲“每日同妹温习片时外，或击球或踢毽或奉父母之命至附近游观”，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假期。不料，却经历了一次被汤芗铭败兵洗劫的灾难。
这年元旦，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好景”不长，８３天后下台，并于６月６日在众叛亲离和国人唾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任命的湖南都督汤芗铭听说程潜率湘军大败北军，驻省湘军又将联合桂军进攻督军公署，大为惶恐。７月４日晚仓皇逃跑。所率败兵沿途到处抢掠，唐家桥亦未幸免。
一日清晨，父亲听到隐约炮声，以为是乡间神庙活动所为，后才知是汤芗铭率兵北逃。第二天，败兵行至唐家桥，幸亏祖父携全家躲向颖珠山，家人未遭殃。然而当疲惫不堪的一家人返回新屋时，见到的是满目狼藉，衣物、器具抛撒在地……
１２岁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家遭败兵洗劫后凌乱不堪的样子，很受刺激，心中充满气愤与无奈。开学后的第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暑假纪事》，父亲就记述了此事，文末叹道：“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
此事过不久，又发生一件令父亲扼腕叹息之事——蔡锷病逝。
蔡锷，是湖南人引以为骄傲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时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起义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一总司令。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胜利，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９月患喉癌赴日本就医，于１１月８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国内，长沙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父亲随学校一同参加。会后特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文章赞道：
蔡公松坡，吾国之人才也……袁世凯背叛共和厉行帝制，无有声言反抗者，公耻之，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为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少年雄心，跃然纸上；一扫暑假面对败兵洗劫后的无奈！
内乱，激发父亲戡平内乱之少年壮志；外患，引发父亲爱国御侮之心。
近代中国历史，记载了许多失地的屈辱。国土被列强蚕食、分割，这对于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会深感切肤之痛！
3．走出塾塘乡（3）
１９１７年，父亲正读高小二年级，地理课本既将父亲的视野扩大至世界，更将近代我国割让地之状况形象化了。
一天夜晚，父亲于灯下打开地理书，日里所学的知识集于图集，一目了然。东西南北四方国土被瓜分之地，被觊觎之所，赫然在目，“小小丧失不可胜数”，“诚可为痛哭流涕也哉！”他痛言：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对此，他感到“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他大声疾呼：我辈“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地之不能乎！”
何以解除内忧外患？父亲当时毕竟才十二三岁，正是人生崇尚英雄的阶段，很自然地，他希望如古今中外历史豪杰般的人物再现。
他崇拜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钦佩朱元璋由一僧人从郭子兴起兵，“后子兴死，诸将拥立乃将其兵，灭群雄，定都金陵……统一中国。”
他读《俾斯麦传》，对这位世界闻名的德国铁血宰相，赞其少年之时即“阴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深叹其坚忍之力，创造之功”，认为他是“强国之模范”。
他自己也在思考，在探索救国济民之策，这在他的作文中多有反映。面对“人民之生计艰难困苦”之状，他写道：
“救国之策如何？非特以米与之、以衣济之也。其最善者在多设工厂工艺别类。如机织缝纫令女子习之，木竹金工等令男子习之。其他如艺徒学校、采矿等均为救济之善法也。”
“整顿金融即可安民，停止战争便利输运，商务自旺。”
显然上述这些“策”，绝非他个人创造，而是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有识之士的思想，这些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父亲与萧三的相识与相交。
１９１７年第二学期，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湘潭附近的“黄氏族学”任教的萧三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学校办童子军归来。经介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即聘其为附小教员，教英语、音乐两科并兼办童子军。父亲那年正上高小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萧三成了他的老师。尽管萧三长父亲８岁，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忘年之感。
萧三读书时就曾以自己的方式抵制封建主义的教育方式，不甘作考试的奴隶，当了教师就更推崇民主主义教育，不用考试逼人，不搞突然袭击，不出怪题，多靠平时成绩。学生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考完了。萧三又是长沙城里童子军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