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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鲁珀特已经开始学习写字了，便问泽内尔小姐我是不是也可以学。她递给我一本划着两条线的习字簿，然后在每一行的起首处写上字母i，每根小棍上面都有一个小圆点。我迫不及待地就要依样画葫芦。我非但不知道把字写对该有多重要，反而发挥了点艺术自由，在每根小棍上画了一条青烟似的波浪线，而不是一个圆点。我觉得那样看上去更有意思些。我把整页纸都画成了那样，一缕缕小青烟齐齐地从我的本子上升起。当我把平生第一张习字纸交给泽内尔小姐的时候，当时只有四岁半的我心想，她会有多高兴啊，谁知她却发起火来。她把本子丢在地上，用勿庸置疑的口气对我说，那不是她希望看到的。我哭着跑出去，结束了我的第一堂写字课。
尽管我的第一堂写字课以失望告终，但我仍对她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与学写字相比，她教我的另一些东西却更有一种无法衡量的珍贵。一天午后，和平时一样，她带着我和我的兄弟妹妹在散步，我看见路边有一些小植物，有花，有被苔藓遮盖住的树根，还有石头。我觉得它们是那样美丽，很想知道是谁把它们创造出来的。
泽内尔小姐说，“是上帝创造了它们。”“谁是上帝？”我问。她说，“上帝就是神。我们看不见他。他会做他想做的一切，他无所不知。他创造出树，花，草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那时岁数小，贴到地上能看到许多大人轻易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当她告诉我有这样一位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不禁欢呼雀跃起来。
但随后我又想起了一些叫人为他遗憾的事情。我不得不告诉她：“小姐，上帝看不见他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是个神！”泽内尔小姐对我说，只要他变成一个人，就能看见他所创造出的一切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很想知道。”她答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他被人杀死了。”这更令我悲伤了。她见后连忙加了一句，“但现在，他就住在教堂里，一块白色幔布后面的一个小屋子里。”我这才转悲为喜。自那以后，每次去教堂，我都会去瞅瞅她说的那块幔布。虽然我从来也不知道该如何把幔布后面的“这个上帝”找出来，但我始终坚信，他就住在教堂圣坛上的这个小屋子里，这就足以让我在走进教堂的时候涌起一股神圣的敬意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对这位创造出世界万物、无所不知的，而且就住在教堂白色幔布后面的万能的上帝生出了一种稚嫩的爱意。我永远也忘不了与泽内尔小姐的这次散步。尽管她的“神学理论”并非百分百的准确，但泽内尔小姐带着她的这种朴素的对上帝的解释，在我的心里灌注了对我们造物主的爱。
一天，泽内尔小姐对大家说她要到修道院去了。她还把一块毛巾盖在头上，让我们看她当了修女会是什么模样。她离开之前，我要她保证得回来看我们，我还用一种典型的孩子气的方式，叫她给我们带些桔子、柠檬、方糖回来。这些东西当时是十分稀缺的。我哪里知道她一旦进入了修道院，就再也不能来看我们，给我们带礼物了。
除了家庭女教师，我们家里还住着一位钢琴教师，我妈妈和她哥哥弗兰克小时候就是跟她学的琴。听说库普卡小姐要给鲁珀特上课了，我就问妈妈我是不是也可以学弹钢琴。弗兰克舅舅坐在琴边弹奏，连谱子也不用看的情景激发了我的这腔热情。我以为人们只要坐在钢琴前面，把手放在琴键上，就可以弹奏了。后来我才明白只有上了钢琴课，人们才有可能学会弹钢琴。而我那时不过才四岁半。
我迫不及待地就要开始了。我坐在一架儿童大钢琴前，那美妙的一刻终于来到。我以为库普卡小姐一定会神奇般地教我一支华尔兹，或是别的什么好听的曲子。但实际上，她却教我认起谱来，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音符，一个一个音调。这无疑是让一个小孩子熟悉音符、音调和各种记号，再在键盘上找出音调的好办法，但对那点岁数的我来说这招却很不奏效。我很努力，但还是识不了谱。我认定自己能够弹奏任何一首听到过的歌，但无论我怎么卖力，还是无法将纸上的音符与键上的声音联系在一起。
这种方法教不会我，库普卡小姐恼了，用铅笔敲我的手指头，末了，还朝我嚷嚷，说假如我再不进步的话，她就撒手不管了。我哭着离开了钢琴，最初的钢琴课宣告结束。虽然现在我不看谱子也能弹奏，甚至可以即兴演奏——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我脑子里的乐曲——但对于识谱，我还是不在行。
那个时候的老师一定是把孩子们当成小大人看待。假如那一代的老师能了解一些小孩子的心理学，也用不着总是那么烦恼了。
差不多在我开始学写字和弹钢琴的同时，外婆赋予了我一项特权。我被允许进入她的“卧室”——但只有她发出邀请时我方可进去。这实际上并不是一间卧室；那是一间非常私密的办公室，她就坐在那张卷盖式古董桌前，屋子里面有各种各样漂亮有趣的玩意儿，像什么带相框的照片，插着花的花瓶，纪念品，还有些小雕像。外婆对我说，“你可以用眼睛看，但不能用手碰。”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导要尊重别人的财物。
在她的卧室里，外婆会对我讲一些她家里的故事，那些我知道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也不敢说我不想听，生怕伤了她的感情。但如今我庆幸她曾对我讲过那么些故事。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她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讲，但这些记忆始终跟随着我，帮助我写成了这本书。
在故事中她会讲起她的父母。奥古斯特·布罗伊纳伯爵与阿加莎·布罗伊纳伯爵夫人在维也纳城里的辛格斯特拉斯有一座豪宅，人称布罗伊纳宫。布罗伊纳夫妇在那里过冬。这样，他们便能够在那里欣赏艺术——音乐会，戏剧，还有歌剧——参加在维也纳帝国王宫举办的所有社交活动。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华丽豪宅款待宾客。里面有一套房间是供外婆进城看牙医或是购物时落脚用的。
第一章和外婆在一起（3）
从孩提时代开始，外婆就知道一个井然有序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她成长在格拉芬艾格城堡 ，一处巨大的乡村庄园。她母亲与她的仆人料理家事；外婆的父亲与他的仆人则照料田地。于是，对于自己这处规模更小一点的家业，外婆早已有了管理上的样板。她知道应该怎样运行，如何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外婆用她的智慧与权威掌管着这个大家庭。她管理着她的花园，享受着孙辈们出生与成长的快乐。她还坐在屋子里画画，画景色各异的风景画和住在那儿的一些人的肖像画。她还邀请她的邻居，名医霍肯艾格教授到家里来，向他咨询家人的健康问题，并与他讨论她感兴趣的政治问题。外婆给她许多亲戚写的信也都很长。
外婆从来都不闲着；她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安排好了。她每天都会吩咐厨子、女仆、男管家、花匠做这做那。我还记得他们的回答，“Jawohl Frau Grä；fin”（好极了，伯爵夫人）。虽然她嫁给了一个平民，只需称自己为“怀特黑德夫人”，她把伯爵夫人的称谓从她的娘家姓里去掉了，或许是为了她丈夫死后要维护权威的缘故。外婆对待起仆人来相当稳重。她从不慌张，也不提高嗓门。我从未见她在紧要关头有过一丝的忙乱与激动。显然，对于如何把事情安排得井然有序，她很有一手。
外婆在脖子上挂了一块带长链的表。表有个盖子，揿一下边上的一个小按钮就能打开。那是块金表，盖子上还刻着图案。每当我们走过来对她说，“早上好，外婆，”她就会取出那块表，举在我们面前，说，“朝它吹口气。”于是我们便吹气，盖子就会弹开，我们便能看到表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盖子会打开是因为我们朝它吹气的缘故！她一定觉得这很有意思，我们也一样。鲁珀特，我们的科学家，是头一个发现这一神秘事物的玄机的。
外婆深晓自律的重要性，她不仅身体力行，还希望以此来教育我们。厨房的后面有个菜园，园子周围是一圈红白相间的醋栗丛。醋栗成熟的时候，外婆会打发鲁珀特和我拎着小篮子去采摘，但她再三告诫我们，摘的时候不准偷吃。那个时候人们认为，食用未经煮熟的水果是有害健康的。要么或许就是她担心我们吃得太多！
然后她会说，“Tilli（厨子）要做Ribisel Eis（醋栗冰糕）。”于是，我们就更急着要去摘果子，还比赛看谁在最短的时间里采到的果子最多。这真是一项令人向往的挑战。奖励便是厨子做的美味冰糕。滑滑的，甜甜的，冰冰的，和着去了籽的浆果，真是妙不可言！
妈妈热衷园艺。她和她妹妹玛丽在外婆家周围的花坛里没少花心思。花坛里种着蜀葵，翠雀，舟形乌头，红红白白的福禄考，还有据说是有毒的毛地黄。房子的进门处装饰着一只花箱，里面满是一种名叫Goldglocken（金钟）的名贵的悬吊杜鹃花。外婆十分衷爱这种植物，嘱咐人们要好生养护，有时她会亲自浇水。花匠把园子的土地耙弄得永远是那样完美无缺；不见一根杂草。那里还有开着花的灌木丛，云杉，高高的落叶松，秋天结红果的白蜡烛树。外婆和她的花匠什么都种，并悉心照料着它们。
身处这样的自然美景，我们的家庭教师常会带着我们去附近的野地里走走。天气好的话，作为我们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就是沿着湖边的那条土路散步，沿着陡峭的山路爬上耸立在外婆家后面的那座山。遇上这样的旅行，我们可从不缺席。
贝尔维旅馆有时是我们湖边散步的一站。从旅馆能看到湖对岸白雪皑皑的山头那令人窒息的美景。对于我们来说，这家旅馆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那里住着一个黑人门童。黑人在奥地利很少见，这个门童对我那四岁的妹妹玛丽亚很感兴趣。孩提时代的这种迷恋对她成人后的志向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年以后，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了一名非神职的传教士，用三十二年的时间帮助当地人民为过上现代化生活做斗争。
另一条路线是沿着湖边走，然后沿着陡峭的山路上山，来到Honigbauer（养蜂人）的家。房子就造在山上仅有的一块平地上。他的农庄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一点：奶牛，好像还有一匹马，鸡，绵羊，还有山羊。除了种地，这个农夫还养蜂，让蜜蜂为他的果树传授花粉。他种着苹果树，李树，一两棵樱桃树，还有一两棵梨树。收下来的果实都被装在罐子里或者晒干留在冬天吃。我们到了他家，农夫的妻子就会笑咪咪地走出来，给“亲爱的小孩子们”每人一片自己烘培的黑麦面包，上面还抹着层蜜。这可真是爬山后的款待啊！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