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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昭王出手大方，广纳中原贤才，使沦为齐国“殖民地”的燕国起死回生，“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不仅收复失地，反攻下齐城七十二座（包括齐都临淄），报了一箭之仇。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昔日下血本垂钓人才的黄金台，又摆满了缴获来的战利品，甚至敌国的洪钟大吕、宝鼎礼器，都放在台面上公开展览。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至于金哀宗，只贪图钓鱼之乐，并未真正在意人才之匮乏。他拿自己的钓台比拟燕昭王的金台，仅仅是在夸富斗奇。不知道他垂钓的水平究竟如何，大驾光临钓鱼台，又有多少收获？顶多不过把鱼篓给装满吧。在政绩方面，哀宗毫无建树，最终被蒙古兵围困而自缢，真够悲哀的！钓鱼台，送走了一位亡国之君。
元灭金后，有位达官贵人将钓鱼台据为己有，改造为花园别墅，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万柳堂。据时人描绘：“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鸟闻，曲房一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
直至清乾隆年间，钓鱼台又沾染上王气，成为皇家的行宫。水域的面积有所增扩，但仍沿用金代自香山开凿而来的水渠。由于金主的御台早已倾颓，因而大兴木土，在其遗墟上重建了一座以城砖包砌的高台。登台远眺，乾隆忍不住又技痒了，让随行的太监取来纸笔，泼墨写下“钓鱼台”三个大字，并下令镌刻于西门的匾额之上。乾隆来钓鱼台，没有钓鱼，改练毛笔字了。这是一位喜欢题写“某某到此一游”的风流皇帝，从中南海到钓鱼台，从北京诸景乃至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都能见到这位业余书法家的手迹。金主钓鱼成瘾，而清朝的皇帝则大都有赋诗题词的癖好。
传至末代皇帝宣统，钓鱼台又被转手了：溥仪很大方地将其赐予自己陪读的教师陈宝琛（属于御用文人一类）。这一笔学费确实够昂贵的，老教授无意间钓到了一条大鱼。
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曾以此为别墅。傅将军立了一大功劳，他在下榻的钓鱼台深思熟虑，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向共产党军队交出了自己驻防的北京城，使文物古迹免受炮火损伤。
1959年，钓鱼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馆，开始了它全新的命运。
再去东单，已经找不到这座著名的牌楼了
第二部分D：东交民巷
昔日带炮楼的使馆，有“洋枪队”站岗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作为北京最早的使馆区而出名的。明朝时接待各国来京的外交使节及留学生的宾馆，就设于皇城正门以南的东江米巷，邻接着中央各部署衙门集中的办公区（包括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礼部和鸿胪寺）。清朝时纵然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还是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东江米巷一带开设使馆，形成比较集中且初具规模的外国使馆区。为追求地名的审美效果，东江米巷也就根据谐音改为东交民巷。但东交民巷被正式划为使馆区，文字记载还是见诸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签订的屈辱的《辛丑条约》，明文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外，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这一区域的清政府各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迁，各国使馆还建立了驻扎本国军队的兵营，并构筑了耀武扬威的炮垒与界墙。这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擅入”的禁区。
东交民巷教堂（圣弥额尔教堂）
据说义和团运动时各国就以保护使馆为名，抽调大量兵力入京，在东交民巷各路口张贴“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的布告，并枪杀无辜过路百姓。这导致了义和团攻打使馆长达56天的战斗，东交民巷因之在《清史》里留下了醒目的一笔。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东交民巷才被真正地收归国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与世界各国陆续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新的使馆区在建国门附近的雅宝路及三里屯两处平地而起。
东四牌楼下，人力车与有轨电车并行，两个时代的交通工具在这里会合了
第二部分E：二龙路 Erlonglu
宽敞美丽的二龙路边经常举办各种宣传活动，“死水”变成了“活力之源”
今天北京的很多地方，历史上是别有一番风景。城市的规划与修缮常年不断，于是，多年以前的建筑在今天面目全非，也是自然。
譬如，今天的北京西城区区委、区政府、法院和实验中学一带，明清时期原本是一个大水坑，称二龙坑，有沟渠与大明濠（今赵登禹路，明清时期修有暗沟，进行城市排污）相通。民国之后，填坑修路，改名为二龙路，才慢慢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当地的老人讲，把坑填成路，一开始并非政府行为。解放前，人们都往这里的大水坑中倒垃圾。经年累月，垃圾不仅填平了二龙坑，而且形成了一座垃圾堆成的“二龙山”。这座垃圾山，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乱窜，风刮脏土、烂纸满天飞，雨冲烂菜叶、死耗子四处漂。在“二龙山”附近生活的老百姓，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
由辟才胡同到二龙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南北横胡同，有宽处、有窄处，这条胡同有个好名字，叫贵人关。贵人还需要过什么“关”呢？其实这是改的，原名鬼门关，名画家白石老人就曾住在这里。老人有句名诗：“寄萍堂外鬼门关”。看来，至少在白石老人居住的时期，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好的所在。
这种说法，今天的很多人或许难以相信，但是有诗为证：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1925年4月写的《死水》。今世学者考证，闻先生《死水》中多次提到的“一沟”就是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闻先生以这个让人不能容忍的臭水沟为起点，暗喻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大地。
如今，人们已经不记得还有个地方叫二龙坑了，地图上依然标着“二龙路”。住在二龙路的居民出门走几步便是西单商场，长安街。
时代毕竟是进步了。
第二部分F：法源寺 Fayuansi
法源寺门前，曾发生辽南京守卫部队与宋朝远征军的一场激战
前几年，风闻台湾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街头巷尾的书肆便争相摆出该书重印的版本，许多人都是通过这本书才知道北京有个法源寺的。法源寺每天的游客立时激增，而且几乎人手一册《北京法源寺》，按图索骥，一路打听而来。
法源寺居然跟大名鼎鼎的诺贝尔产生了联系，而且很明显沾了他老人家的光。因为李敖的这本《北京法源寺》数年前就在大陆出版过，但读者寥寥，自从获提名的消息传出，顿时显得洛阳纸贵，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而那些排队购书或持书慕名而来的人们，究竟是真爱法源寺呢，还是更爱诺贝尔？
法源寺之毗卢殿
相比较那些著名的景点，人们对法源寺的关注显得实在太少了，甚至可说，它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尘埃满面，默默无闻。外地游客来北京，都是为了看天安门、逛故宫、爬长城的，没有谁想到去法源寺添一炷香火，它甚至算不上一个旅游景点，甚至许多本地人都不了解自己拥有法源寺这么个伟大邻居。
法源寺之观音阁
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说起来也有1 300多岁了，是老人中的老人。据传该寺系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阵亡将士所建，故原名悯忠寺，后于清雍正年间正式改名为法源寺。法源寺历经辽、金、元、明、清各代，屡遭劫难，最严重的一次是辽代清宁三年（1057年）的大地震，使这艘佛海中的巨轮樯倾橹毁，但它最终还是从废墟中站立起来了。我们今天所见法源寺的规模，基本上是辽代道宗时重修的布局建筑，只不过周边范围有所收缩。大雄宝殿内，高悬有乾隆皇帝御书之“法海真源”匾额；净业堂里原供奉有唐僧玄奘法师头顶骨，可惜后来失盗了，不知沦落何人之手。
法源寺的丁香在京城颇负盛名，算来岂只百年，那真是“葱茏浅色天，空外已无禅。立尽香多处，深知寺有年”。多年以来，法源寺别的花卉时有盛衰，惟独丁香一直繁茂无比，生命力极强。
自清代开始，常有诗人相约聚于寺里举行“丁香大会”。1924年4月26日，印度诗人泰戈尔由徐志摩陪同前来观赏丁香，继续了京华这个传统的韵事。
法源寺目前是中国佛学院院址，遥远时代的许多禅房而今成了来自五湖四海僧侣们的集体宿舍。走进寺院，经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僧人在丁香树下、古禅房前读书。院内几许肃穆，一派祥和。
第二部分F：仿膳 Fangshan
在北海“仿膳”吃饭，简直是吃历史，或吃文化
仿膳，可理解为对皇家饮食的模仿。这种模仿追求的自然是原汁原味。清朝时，皇帝的厨房雅称御膳房，不仅要满足皇帝本人的一日三餐，逢年过节还常常大摆满汉全席，赐宴文武百官，以显示皇恩浩荡。御膳房堪称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大食堂了，那里面制作的美点佳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更近似于传奇。恐怕正为了迎合人们的这种好奇心，1925年，仿膳饭庄在开放了的北海公园北岸开张了，而这时，离清王朝的覆亡、御膳房的解散已有14年。经营者是原清宫御膳房菜库当家的赵润斋，他召集了几位同样曾经给皇帝做过饭的大师傅，开始以这种方式吃皇帝的“遗产”，居然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直到今天，谁都知道北京的北海公园有家仿膳。有条件的食客都想进去品尝皇家的菜系，骨子里恐怕还是为了模仿一番当皇帝的感觉。仿膳，可以说是最具诱惑力、也最受欢迎的“假冒”产品了。
皇帝当然是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享受口腹之欲的人，当年御膳房机构的庞大与管理的复杂也就可想而知。此外，皇太后、皇后、贵妃等还各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