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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鸣人比较闷，有了心事，不易宣泄。后来他倒是找到了一个途径，就是大放迈克尔·杰克逊，录音机一开，声震屋瓦。只要一听到这疯狂摇滚，不用问，准是又受了什么心理打击。我热爱迈克尔·杰克逊，就是那时候受他的熏陶。
此人是重庆人氏，农家子弟，同济电子计算机专业本科生。他有个外号叫“周崽儿”，源于他老爹每次打长途来，声音大得全公司都能听见：“崽儿，崽儿，你啷个样？好不好嘛？”这句话，每次都要问七、八遍。女职员们回回乐不可支。这周崽儿的专业，其实挺前卫的，可不知为什么，他不去搞专业，却跑到这狗屁公司来，当个销售部经理，根本就不可能做出什么业绩来。我问他，他却十分淡然：“在哪里不是干？这个公司确实是混帐，但是，人多一点阅历不也是好？”
这周崽儿，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后来，这小子可是发得一塌糊涂，富得我都不好意思再和他联系了，可是当年，我们确实就是从同一间陋室里一块儿起步的。人的天赋相差之悬殊，就这么令人感叹。也许，周崽儿成功的潜质，就在于他的那些与我不同的生活细节上。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对难兄难弟。我和周崽儿，下了班没处可去，窝在宿舍里，看书，发牢骚，抽烟，发呆，满屋子都是乌烟瘴气。
某日，周崽儿在欣赏他那精心制作的剪报本，重温了一遍《财阀横路敬二小史》，忽然把本子一摔，重重叹了一口气：“念书，念书，念成了个贫下中农！”
我说：“你的工资，可以了吧。”
周崽儿说：“六百五，我哪年能住上豪宅，哪年能开上宝马？”
“小子，你得慢慢来。咱们老板，还睡过荔枝公园呢。”
周崽儿愤愤道：“老板？这穷人暴富，心比蛇毒。我同济本科，他才给我六百五，上礼拜来的那个北财大的研究生妞儿，叫什么杜子美的，让他睡了一宿，就得了八百块！”
我听得怔愣，半天才反应过来：“消息准不准啊？”
周崽儿说：“你看见她今天拿了个索尼随身听吗？”
“看见啦。”
“那没八百块下不来。她一个穷研究生，刚到深圳，能舍得买索尼随身听？”
我有些感慨：“我苦干一个月才八百，她一晚上就是八百，一个月三十天，三八就是两万四。这也太悬殊了！”
周崽儿嗤了一声，笑道：“说你们文科的不会算账，你们还不服。这账哪能这么算，就是做鸡，也不能天天干。悬殊倒不至于那么悬殊，只是女人挣钱毕竟容易。”
“那怎么办，男人就没出路了么？”
“有，你想不想？想，咱俩就一块儿去做变性手术，他娘的，咱也去一宿挣八百块！”
第一部分杜子美问题上遭到不白之冤
我下意识地往床头上缩了缩，说；“行了行了，我看你是牢骚太盛，出去泡泡妞儿就好了。”
“泡什么妞儿，”周崽儿叹了一口气，“这辈子，不想泡妞儿了。”
我问他：“什么事这么伤心？”
崽儿靠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女人，靠不住啊。我的女朋友，在上海谈得好好的。说好她先去美国，创造条件我再去。可是一到三藩西斯科就没了音信，估计是睡她导师被窝里去了。”
我精神不由得一振：“哦！我还以为天底下戴绿帽子的就我一个呢。这下，可找到同党了。”
“哦？你老婆也跑了？”
“跑啦。嫌我不通世事，挂靠别人去了。”
周崽儿歪歪脑袋：“你说，这年头，怎么……唉！”
我看看他，问道：“你是不是受了刺激才来的深圳啊？”
“不错，当然分配的工作也不理想。钱没有，势没有，你想，能分到什么好地方？那工作，不要了也罢，在深圳看看再说吧。”
我大不以为然：“咱们这公司，有什么干头？民营公司，就是个体户嘛，户口也进不来。说不定哪天老板抽筋儿，就炒了你。”
周崽儿蔑视地一笑：“老板？他还不敢炒咱们。没有咱们，他哪里能泡上杜子美？”
如此的谈话，每天晚上进行。
现在想来，周崽儿身上的许多优秀素质，正是我的缺欠。他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要考虑产出。节约是他的好习惯。为了节约，他晚上不在食堂吃饭，自己煮方便面，直吃得面孔腊黄。
我看不过去，就说他：“百万富翁不是省钱省出来的。”
周崽儿说：“胡说八道。百万富翁就是省钱省出来的。媒体想鼓动人们消费，才说‘会花钱才能挣钱’，这话你也信？”他踢了踢床下的一大纸箱方便面，“你看，这都是批发来的，一袋能省三毛。想赚我的钱？不容易。”
我只好告饶说：“行行，你是铁公鸡、威尼斯商人。行了吧？”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处境，不远万里，来到蛇口这种地方，几乎是举目无亲，于是1988年的那个夏天就不免有点儿乏味。平时上班还好，毕竟有“开心两小时”，一混就过去了。单身汉，最怕过周末。看到一帮帅哥同事临下班前“蹭蹭”地擦皮鞋，心里的苦楚，简直没法儿说。尤其是像我这种戴了绿帽子的人，既恨女人水性杨花，又忍不住想给哪个春风得意的家伙戴戴绿帽子，以获得心理平衡。在办公室里，看见杜子美长发如瀑，美目巧笑，也禁不住浮想联翩，心想哪天不妨可以约她去喝咖啡。不料，回到宿舍，周崽儿立刻给了我一个警告：“你要小心，上班不要跟杜子美多说话。”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啦？”
“老板已经很不高兴了，昨天向我下达了监控任务。”
“监控什么？”
“监控你啊。”
我眼珠差点儿没惊得掉出来：“什么？他又没娶了杜子美。”
周崽儿好心地劝道：“算啦，人在屋檐下，你就忍忍吧。哪里抠不到女，干嘛在老虎嘴里抢食吃？”
我越发觉得这事情说不清了，只好说：“好好，我不跟她说话。不过，怎么你跟她说话就没事儿呢？”
周崽儿嘿嘿一笑：“我没关系。我比她矮五公分，老板不在乎。”
“还有这种逻辑！这种人也能当老板？”我一脚踹开阳台门，走到阳台上去透气。“这年头的资本家，混蛋！他吃肉，还不让我闻味儿。”
周崽儿在我身后说：“你消消气。能让老板感到有戴绿帽子的威胁，也算你的本事了，我可是望尘莫及啊。”
在杜子美问题上遭到不白之冤，我无处宣泄，就买了一辆单车，周末一个人去逛蛇口。
蛇口这地方挺怪，仿佛小家碧玉，乍看，看不出好来。车少人稀，高楼也没几座，还没有内地一个大型国企气派。但是细一品味，味道就出来了。到处是草坪、白房子。人在棕榈树下走，如同仙人画中游。宁静，自足，是这个卫星小城内在的基调。那时候，蛇口还很新，房子上刷着浅色涂料，童话世界一般。年轻人又多，都是帅哥靓妹。上街一走，你会觉得：世界很年轻，你自己也很年轻。尤其是三洋电机公司，清一色是靓妹子打工，一放工，满街自行车滴铃铃一片，秀色如潮而来，看得我基本上忘掉了杜子美。
第一部分这叫‘鸟笼政策’
在蛇口这个打工世界里，我的同学张怀民，是打工者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当年悄然南下，谁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到蛇口两年后，把知识分子这张皮，彻底抛到了太平洋中，在商界扶摇直上，先于全国人民十七年就奔了小康。有了价值连城的深圳户口，住进了“碧涛园”。他的房子，当年就算是豪宅了，宽大得可以在客厅里跳华尔兹。
我到公司上班后，搬到了宿舍，适应了一个星期后，就抽空去怀民家坐了坐。这一次怀民的太太带着孩子从内地回来了。怀民的太太——行了，我就别叫她怀民太太了，其实就是小白——她当年就相当于我们系里的“杜子美”。人漂亮，又有才气，小女人散文写得一流。那时候追她的人有一火车，怀民并不是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他在这事儿上，曾经求助过我。小白是学习委员，我当年则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接触的机会多，就常常当着小白的面感叹：“本系人才济济，我独服张怀民耳！”久而久之，这观念就灌输给小白了。一年后，怀民终于得手，郎才女貌，出双入对，令多少中文系的帅哥为之吐血。诸位可能有所不知，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开化远不及今日。当众搂搂抱抱的情形，校当局视同流氓行为。然而这两人豪放有加，在校园里不管走到哪儿，兴致一来，就上演“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哪管污染不污染学校官僚的视线。
到毕业时，报应来了，为了杀鸡儆猴，学校把他俩发配到边远地区，在一所师专任教，这等于强迫他们去支边了。怀民倒也是汉子，吃了散伙宴，第三天就走了。从此，我和他就没再见过面。
这次见到怀民太太——当年的中文系宝贝，我可是吃了一惊。这哪里是小白呀？怀民是越活越年轻了，而小白，整个完了，成了家庭妇女了。在学校的时候，小白冰雪聪明，可以称作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美女作家。小女人散文驾轻就熟，比方《冬季到北京来看雪》、《谁的手绢在飘》、《你究竟有几个好哥哥》，皆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省报、省刊都抢着约稿，省作协那般老家伙为她都快神魂颠倒了。这才多少年啊，小白的灵气到哪儿去了？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好家伙，额上皱纹都有了。
我实在忍不住，叹了一声。
鬼机灵的怀民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拿眼光制止了我。我忍了半天，又喝茶，又抽烟的，最后还是冒出来一句：“咱们这茬儿人，都老喽！”怀民摸摸微秃的前额，干笑两声，打哈哈说：“那有什么，我很老，但是我很温柔。是不是，老婆？”
吃饭的时候，小白露了两手，红烧膀蹄做得一流。我又是一惊。怀民就得意洋洋地说：“你看小白有进步吧？上得厅堂，进得厨房。”我点点头，眼光怎么也离不开小白额上的那一条条抬头纹。吃完饭，根本没心思再坐了。男人，最看不得同龄的女人被岁月催老。女人老了，男人的心基本也就朽了。
我慌慌忙忙地告辞。小白一直是淡淡的，这时候说了一句：“老大哥，你怎么也变浮躁了？”
我尴尬地笑笑说：“跟着时代走，难免，难免。”
怀民把我送到楼道上，我对他说：“你把小白给毁了。”
怀民宽容地笑笑，拍拍我肩膀：“人间正道是沧桑。像老兄你这样，将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