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一墨没准正在哈佛、牛津念研究生呢！我牵着你的袖子，孩子般蹦跳着，说得很开心。但你却叹了口气说，好了，不说了，说了心烦……
一墨是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生命的第三代传人。那时她还不满两周岁，居住北京，和她的父母、外公外婆在一起快乐地成长着，谈论她是我们最幸福的话题，怎么会心烦呢？我充满困惑但我没再问你。没想，第二天你就去作体检，结果出来的时候，灾难随即降临……原来，你对自己的病已经有所觉察，你对灾难已经有了预感。当灾难就要来临时，你想到了我们最小的一个亲人，想到了她对你的记忆。
人生悲凉，命运残酷，现在你走了，待一墨长大不可能对你有什么记忆，她还太小。但请你相信，如果我还会活很久，我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的父母会把你的故事讲给她听。我还会把昆明总医院那页皱皱巴巴的病历纸拿给她看，那页纸上有你写给她的话。你从昏迷中醒来，儿子告诉你说凌儿来电话，说一墨上幼儿园了，老师表扬她自己会吃饭了，不用人哄自己睡午觉了。你笑了，示意要写话。护士递了一页病情观察纪录纸，我抚着你绵软颤抖的手，儿子在铁皮夹板上铺开那张纸，你在那张纸上写道：“墨墨真好！上幼儿园最操心的就是吃饭、睡觉两件事，这两样她争光了。”
我会长久地留着这页纸，如同我会留下你在生命最艰难的日子写下的那二十多页纸一样。我会在一墨长大成人后把那页纸交给她。凭她的聪慧善性、凭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强大的亲情传递，一墨会感激她没有记忆的祖父在她人生之初留给她的奖励，她会在乎一个生命垂危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写给她的惟一的话。她甚至会因着这遥远的奖励与祝福在人生之路上一路“争光”。
你还暗示过我什么呢？哦，好像那不是暗示，那就是你并不明说的遗言——
那是一个宁静的午后，我们两人并排躺在床上说话——你手术后的一年，我们两人总爱这样并排躺着说话。无论我坐在床边还是靠在桌旁，你总要把躺着的身子挪挪，然后拍着腾开的地方说：“你躺这儿，躺这儿我们说一会儿话。”你无助的依恋让我心疼也让我温暖，我总是按你的意思躺下去，亲昵地躺在你的身边。彼时和此时，我都觉着，我们并排躺着静静地说话，是我们生命中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
你走了以后的日子，我竟不敢面对那张床。我不敢面对，是因为那张床上留着我们太多的热爱与悲苦，不敢面对是因着我永远失去了我们并排躺在那张床上静静说话的幸福时光。
我们的话题漫无边际……
就是在那个并排躺着说话的午后，你郑重地向我说了三层意思的话，你说：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你最无愧的是你这一生没有做一件辱没人格的事，没有说一句有辱人格的话，无论是恨你的人还是说你好的人，在对你人格的评价上，你相信会是一致的；第二，你说我们的两个儿子都是好孩子，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很好的自立社会的能力，有很好的做人品格，这方面你不牵挂；第三，你说你这一生对工作兢兢业业，走一个单位建设好一个单位，管理好一个单位，你是自足的。虽说你的太认真和原则性得罪了一些人，但没有人会说你是一个自私龌龊之人，是一个不公正不正派之人，你有这个自信。
你平静地在为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我知道，你的总结凭藉着良心最真诚的力量。未了你又说：“剩下的一件事是我最难过也是最对不起的，那就是如果我走了，没有人跟你作伴……”
记得没等你把话说完，我已难过得大哭起来。那一刻，我意识到你这是在交待我什么，意识到你这不是遗言的遗言，我伤心欲绝……
亲爱的，我知道你总是把独立正直的人格看得高于一切，你走了，你的人格与我们同在。现在，我和孩子们商定，我们将把这句话刻到你的墓碑上，这是亲人们对你最重要的缅怀，也是对你一生堂堂正正、磊磊落落做人的界定和认可。我们都知道，你这一生不怕别的，就怕被人指责“没有人格”，于是，你以超乎寻常的自律处处为你的人格作证。为此，你活得光明正大，也活得很苦很累。你从不仰仗，你鄙夷攀附，你凭借自己的人格、思想、实力走过人生。我们绝对相信。在天堂的路上，你可以坦然而无愧地对上帝说，你是纯粹的、没有邪念的儿子。
至于“没有人作伴”，你说到了我生命最深的痛处。你的离去是对我幸福最致命的打击，我至今无法安慰你也无法安慰我自己。我知道我走不出悲痛便没有快乐可言，但没有什么可以化解我内心深处的苦痛。真正的悲痛是化不作力量的，“化悲痛为力量”的教义对我没有意义。
于是，亲人、朋友们都在劝我说，那就等待时间吧。可我想，时间又能怎样？时间只能使悲痛埋藏得更深而不是消失。
亲爱的，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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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1）
我迄今不明白，日本皇室究竟出于什么原因，选定菊花作为皇权的象征。在我的想象中，菊花是暴烈的，樱花是柔弱的，后者倒更有诗意。在无法确证的情况下，只好瞎猜一气：也许菊花外表的金黄灿烂更符合帝王气象？我注意过，在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等作家笔下，樱花时有出现，而菊花罕见。是他们有意忽略呢，还是心有鄙夷？我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无疑是把菊花雕刻在了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
早些年读过一本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作品《菊花与刀》，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独具慧眼，从菊花和刀这两个特殊的意象中发掘出日本文化的内在品质：“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看一看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整整六十年时光中的日本，我们无疑应当向本尼迪克特女士致敬，她对日本文化模式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典型刻画，至今没有过时，恐怕也永远不会过时。说政治与花有什么关系，肯定有人认为是荒谬的，但用在日本身上未必荒唐，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樱花里的阴谋，是军国主义的阴影让这两种不幸的花朵蒙辱含羞。
我不能说是天生厌烦菊花的。每年秋天我所居住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有贩卖菊花的市井走卒，我也偶尔驻足观赏，然而一次也没
有买过。我并没有因为菊花在日本的特殊象征关系而非议一种天然花卉，但很久以前我就因为不喜欢黄巢所写的那首杀气腾腾的《不第后赋菊》而对菊花敬而远之了，甚至到了有点神经质似的对作茶饮的菊花也一概拒绝。想一想这样的菊花是不是令人心生恐惧呢：“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杀人如麻的黄巢搅得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伤了元气不说，而且也让腥风血雨中的菊花从此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恶之花。黄巢绝没想到，他未竞的心愿在东瀛日本得以实现。这不知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当年日本派往中国的大批遣唐使，恐怕未必不知道黄巢吟咏的菊花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意愿。在本尼迪克特笔下，菊花与刀代表了日本的两面性和矛盾性，也代表了日本的不可捉摸性和反复无常性。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两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前者是飘忽不定的，意味着随时随地可以出尔反尔，批发着言不由衷的辞令，口善而实不善；后者则目光如炬，坚守道义，表明了内心的真诚和承诺，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我想如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作一次民意调查，曾经以一国总理之躯向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下跪的德国会赢得人们的信任，而至今对世界舆论躲躲闪闪连个真诚的道歉都不愿做，甚至不惜抹杀历史事实的日本则会失去信任，那些眼泪已经流干而仇恨仍在胸膛的慰安妇们能宽恕这样的日本么？那些饱经日军铁蹄践踏的国家和人民能放心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么？因为无人不知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在二战中崛起的战胜国啊！从六十年前的战争策源地到六十年后的经济猛兽，日本的变化似乎永远是表象的、外壳的，骨子里仍然跃跃欲试着极强的征服欲和帝国梦。我知道这一切将使日本这朵菊花不仅不能盛开，而且它所隐藏的刀光，必定会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它所标榜的亲善心存疑虑。这也就是日本的某些领导人和政治团体为什缶既不能取信于自己的邻国，也不能取信于自己的人民的根本原因。
若要问我喜欢日本的理由，可能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向人类奉献了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画家东山魁夷，音乐家小泽征尔的国家呀。而要是问我不喜欢日本的理由，何止千条万条，最不喜欢的就是六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鬼子们和如今还在为鬼子们招魂的政要们的行径。说句老实话，我和普通的中国人都没有刻意要与日本人过不去，也丝毫不觉得普通的日本人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当年出国潮中，我的朋友就有几位是东渡日本的，据说在那里也还过得可以，但自从靖国神社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朋友们的爱国心便早就超过在富士山下安居乐业的闲情逸致了。其中有个朋友还二话不说辞掉了很有诱惑的大公司的厚禄，回到了西北老家。我在平凉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如今已经退休了，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他至今从未看过任何一部日本影视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街小巷争看《追捕》、《阿信》、《血疑》等日本影视剧时，他却一脸鄙视。我问他为什么无动于衷，他不回答，只是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抽烟。后来他才告诉我，他的长辈中有多位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他的母亲也是蒙受了奇耻大辱的，他这个南京人从来都没有忘却当年三十万大屠杀死难者。恐怖使他清醒，清醒使他仇恨，仇恨使他牢记。尽管他也承认自己拒绝看日本影视剧是一种偏执，但他无法和别人一样心情坦然地面对那些来自日本的喜怒哀乐的镜头。他平时一直在大量地阅读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像《烈火金刚》、《平原作战》、《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等书都被他翻烂了。那时我和他常常躲在农民废弃的土坯房里靠手电筒彻夜看书，常常为他伤心的哭声而默默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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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青之：菊花里的刀光（2）
二战战史上有许多经典战役，我都是通过史书和纪录片知道的。我常常这样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能不喜欢斯大林的武断专横，但你无法不感谢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日本关东军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