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没有离
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把勘探当作学习，把脚印当作课本。在他们面前，有一位永恒的导师。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一位老人这么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也没有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帐，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在这平庸的年代，有谁能享受千军万马向自己奔来的荣耀？
千军万马不可能让一个人受伤，找不到方向的队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胡乱冲撞。
这种呼喊，不管开始是不是捉拿声，到最后，必然成为欢呼。他们把他拥戴成了坐标。
文革灾难结束后，平反了几十万宗冤案。
几十万宗冤案得以成立，至少有几百万名揭发者、批判者、假证人。
冤案平反了，但他们没有受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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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恒河残稿（3）
他们是灾难的主角。只要他们还在兴奋，灾难便仍在延续。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我的《山居笔记》有多重主题，而核心主题则是灾难。
我的一生，将离不开对灾难的研究，并追踪灾难的污迹。
由此，灾难也认识了我，并从此不放过我。
我为研究灾难而遭遇灾难，其情其景，就像那些在SARS期间倒下的医生和护士。
我推开门，还是冲了进去。
佛学家陈瑞献先生对我说：“我这一拳出去，非常慈悲！”
他的拳，打向邪恶；
我的拳，打向灾难。
阿弥陀佛！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篾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于是审判不能成立，法庭不能成立，一切
归诸空气。因此他们急了，纷纷出书伪造我的辩词。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声声咆哮，享受着审判的乐趣。
篾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都不想传世。
我只想我的某些文句曾经滋润了某些人的心田，而这些人因此所产生的点滴正面情思，淡淡地影响了周围。周围，又有丝丝缕缕的传递，既不强大又不纯粹，却留下了远去印痕。
没有人记得这些印痕与谁的文章和谁的名字有关。
我的写作，就像我向拥挤的人群递过去一个笑容。
接受我笑容的只有几个路人，引起反应的更少，但他们因我的笑容而增添了一点喜悦，也给别人露出了笑容。
笑容传递下去了，其中个别人，养成了向路人微笑的习惯。
当然，笑容的比喻过于单纯，还可增加一些表情。例如，传递给世间的是一份端庄，一份从容，一份忧虑，一份急切……
总之，传递出人之为人的正常表情，使世间的不良表情，感到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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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莉：上海的现实主义（1）
清明将至，细雨霏霏，我来上海，为故去的亲人上坟扫墓。我来上海多少次了？不记得了。因是喝长江水长大的，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稔知感。尤其是上海，有骨肉至亲生活在这里，从小到大，来来往往，积累起来，也是许多个日子，仿佛上海，也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了。
上坟扫墓，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共交通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远到苏杭，嘉定都算是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上海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说法和专用名词，外地人一般是闹不懂的。比如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这是新春的时令点心，人爱吃，鬼也爱吃，大家都吃，什么道理？却不知道。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利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上海不像其他许多城市，一味地好年轻姑娘。这些姑娘，脸面也许年轻好看，问她什么，却瞪了无知的白眼，一问三摇头，如此，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薄薄的不牢靠，不厚实，不亲和人，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就不想买了。上海却不，只要它愿意，它会设法让你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都乖乖掏出来。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的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么，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上海的现实主义很是难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树大根深地密布在生活的纹理之中。你进入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以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告诉你：“法国葡萄酒是好的呀！在麦德龙和家乐福，三四十元，也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波尔多红葡或者白葡；中国的王朝和长城，那是难喝得来！还要七八十元，千万不好随便买的了。”
关于职业的选择，上海人也是要告诫亲朋好友的，他们说：“现在最好是去做教授。做生意嘛，好是好的来，不过风险大，又辛苦，还要运气好；大多数人，运气都有定数，哪里有那么多的好运等着你呀？做生意嘛一般人还是吃不消。现在在大学做教授，动动嘴皮子，一个月收入上万元还是毛毛雨，又受人尊重，又有派头，现在国家把教育当产业抓，做教授肯定是最好的呀。”
近年来上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要数卖房。街道上最多的门脸，也是房地产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玄乎劲，让上海人嗅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不安稳，只有不动产才是最牢靠的。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盘算并行动着：如何小房换大房、如何大房换别墅、如何买头期开盘房、如何按揭买房出租还贷；今后任你风雨飘摇，房子总归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总归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人人都想来上海，上海的土地总归上越来越少，因此今后房子的保值升值绝无问题。上海人坚信：上海的住房是一个硬道理。
若以为上海是一个香风温软的城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上海总是有十分强劲的风，动不动在窗外呜呜响得怕人，到底是海边的城市，难得中原城市的风和日匾。上海的行事作风同样很硬派，满大街都是硬道理。你在别的城市买机票，
都可以谈折扣，五折票也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在上海你就休想。在上海你想安装一部电话，你不往电信局跑几次并耐心排队并提前交足预付款，期望像许多城市那样给电信局打个电话就来人装机，那你也休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一味都是灌输上海的硬道理，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都是特别直白的危险。按说缓缓步入餐厅，应该是有一点诗情画意的事情，而你步入上海的某些餐厅，不当心就看见了餐椅背靠上的广告词：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进餐还要带什么“套”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其实这广告词也就是说：进餐的时候，顾客将外衣和随身小包挂在餐椅椅背上，那么就应该使用一只椅背套子。一般说来，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生活得是如此本位，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与贪污腐败等问题，就是不像其他城市的人群那么关注与激烈。上海人清醒客观的很，根本懒得怨天尤人，要的只是自己兢兢业业地操持自己的日子，所有的日子串连起来即是自己的命运。可以想见，物价再涨，世道再乱，上海人的日子，也会过得稳妥，很难发生饔飧不继的事情。一日三餐是安定团结的最基本保证，既然都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上海人自是心平气和的了。于是乎，上海的温然怡和之气，也就是由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不谋而合地，点点滴滴地发生与散发出来，弥漫在这个长江入海口的城市上空，弥漫在百年来的发展历史里，成为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基调。
上海的文化基调，走马观花的人大都有误解，似乎上海就是中国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人人都在享受生命，贵夫人娇小姐小白脸的公子哥儿都在极尽奢靡。世面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也是写写上海的旧时洋楼，今日的酒吧；起死回生于新旧时代之间的爵士乐，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老洋房里头的绅士，江边外滩的水兵；昔日名媛与歌女的香氛丽影，浦江两岸的异国建筑与不夜城的激光灯。这是上海，的确是上海，却不仅仅是上海。这些物质生活与精神形状，在上海在着有着，在巴黎，在阿拉伯世界，在非洲，一样也都在着有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形态，在本质上，不以地域空间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