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出，奔袭四百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袭远，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蕲黄广的计划。
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沈泽民、陈昌浩等支持东征方案，大多数军队将领赞同南下方案。
张国焘最后拍板：“在军委成员发生意见分歧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我决定了，执行东征计划。”
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旷继勋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曾中生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不适宜的地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区党代会主席团的名义调整了中央派来担任军政委的康荣生的工作。
旷继勋先后于4月给中央发去两封信，表示“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
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在目前工作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央这样决定尤其必需。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中央正式回答鄂豫皖边特同志，中央对于任何问题的决定都是慎重的，将康代替余笃三工作的决定异常正确，荣生同志在政治上比较余笃三同志强过远甚。”
如果说中央对于曾中生的批复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对于旷继勋的批复则是口诛笔伐。批复粗暴地指责旷继勋“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不去切实的考察苏区的一切情况，把立三路线看成是一个与实际不相联系的抽象名词，于是聊以自慰，转以慰人，高呼不必虑及鄂豫皖苏区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逐渐肃清，这种观点实有极大的危险”。
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
中央的批复给张国焘撑直了腰。这封信点名批评的三个人－－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正是对抗他的主要对手，也是坚持南下的军事首领。
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
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
明知改变既定方针和行军路线会触忤张国焘的逆鳞，但为了红军的安全，曾中生果断拍板，挥兵南下。尽管取得夺占四城、歼敌数千的辉煌胜利，他还是被扣上“企图蒙蔽中央”、“反对中央分局”等罪名，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首战告捷，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反而心事重重。
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三点担忧：
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三个师五个团，留下一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即或知道的一鳞半爪，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可靠程度不高。
“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第二天，两人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蕲黄广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那里离英山较近，总共二百四十里的路程；那里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出援，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
划桨千夫，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
曾中生沉默了半晌，没有表态。会议室静悄悄，窗外知了的鸣叫丝丝入耳。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
“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从小就引为自戒的座右铭，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了红军的安全，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四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县城，然后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攻势，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四个团进据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三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畈地区。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8节 撤职
红四军南下仅一个月，就取得了连克四城歼敌七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四千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以赫赫兵威牵制了敌人一个军回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共缴获和筹措了银元七万块、黄金二十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连蒋介石在给徐源泉的电报中都称徐向前此举乃“以迂为直”的兵家解围妙策。
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压服，一定会向中央告状。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经过商量后，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与中央分局关于东出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我们深深地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 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上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能力歼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展巩固发展而出安庆。”
由于过于劳累和高度紧张，曾中生病倒了，吐血不止，完全靠毅力坚持工作，在风暴没有驱散之前他不能休息。
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
“（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广济，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蕲、黄、广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指示信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
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来到，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百密一疏，激愤之下同意了他的建议。
9月4日，行到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蕲、黄、广等地工作。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上群情激动，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争相在信上签名，还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
红四军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用犀利的语言喊出了全军将士的不满与疑惑：
“（攻取）安庆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个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是）共产党之夸大狂。”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限两星期必占武汉有什么区别？”
鸡鸣河会议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但是在组织原则上留下了把柄。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
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一时骑虎难下。分局和军委原来的指示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虽然扣了许多帽子，打了不少棍子，气势如虹，但列举的四条罪状基本上是强词夺理，经过曾中生逐条批驳，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再打嘴仗，书生气十足的沈泽民恐怕也不是曾中生的对手。陈昌浩等人也没有想到四军将士会团结得如此紧密，不知从何处着手才能化解严重对立的情绪。
还是张国焘主意多。他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因国民党写给许继慎的�